当我们正在准备这本书的最后阶段时，全球见证组织（Global Witness）发布了其报告《地球的捍卫者：全球土地杀戮和环境维护者》（全球见证，2017年）。该报告记录了2016年的200起谋杀事件，创下了新的记录，高于2015年的185起谋杀事件的记录。在非政府组织看来，“这股暴力浪潮是由争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激烈斗争驱动的，因为采矿、伐木、水电和农业公司为了谋利而践踏人民和环境。”如果有人需要提醒，自然资源治理的驱动因素是深刻的政治因素，这就是一个特别令人心酸的问题。

令人震惊的现实，如全球见证报告所述的那样，要求有关自然资源治理的讨论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内容。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用政治术语来分析资源治理，但也不能不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在第一章中，我们注意到，对采掘业治理中建立“更好的”机制的一些呼吁忽略了有关政治进程的讨论，通过这些政治进程，现有机制已变成主导的地位，或者如果出现新的安排时就需要对这些机制提出质疑。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有一部重要的文献确实从政治角度解读了采掘业。这本书的任务之一已经展示，如果有必要，政治解决的方法可以增加到本书的工作中来。

现有的关于采掘业政治的文献遵循了不同的路线。例如，特里·卡尔的著作（1987年；1997年）探讨了采掘业与民主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卡尔分析了与石油开发有关的政治契约是如何创造激励机制，从而使得民主制度保持弱势的，其中一段时期的协议限制了随后的政治选择。关于采掘业对民主之影响的这种兴趣，也是迈克尔·罗斯（2012年）和詹姆斯·鲁滨逊等人（2006年）在方法论上采用不同干预手段的特征。这些方法的核心是探讨底土自然资源如何影响政治精英所遇到的激励及其随后的行为。本书的大部分工作都聚焦于国家层面，尽管一些作者在分析资源开采对地方各级政治动态的影响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对策时也提出了同样的关切（阿雷拉诺−扬瓜斯，2011年；阿散蒂，2016年）。

关于社会动员和对采掘业投资进行抵制的研究构成了资源治理政治的一种独特方法。在这一方面，重点是了解受影响人口和活动分子对采掘业的存在或期望作出反应的原因和方式。大部分研究都是对地方层面进行的，考察了特定社区层面的冲突（贝宾顿和布里，2013年；吉尔伯索普和希尔森，2014年；基尔希，2014年）。这项研究做得不太完善的地方是，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精英在国家内部的运作（基尔希，2012年）和公司内部的运作（肯普，2014年）的理解（不够充分）。(www.daowen.com)

像卡尔和罗斯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国家层面开展的，而有关大众代理和抵抗方面的工作则往往以地域和地方为重点。正如这些研究资源政治的方法优先考虑不同的分析尺度一样，它们也侧重于不同类型的行为体。虽然一些作者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精英，但另一些作者更感兴趣的是土著、非政府、社区和公民行为体的行动和动机，这些行为体的动员恰恰是因为他们感到被排斥在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战略决策范围之外。这些方法之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有些人含蓄地认为发展的理念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些人则质疑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对一些分析人士来说，主要关系到的是利益政治，而另一些人则更关心贯穿于自然资源治理之中的有争议的思想政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见证组织的文件占据了这些不同的分析传统所能表达关切的空间。它所报告的悲剧性材料要求我们理解，对那些从资源开采中获益的人的激励，是如何推动通过政治和社会网络传播的决定、最终导致人们杀害那些抵抗者的。与此同时，当精英政治和契约制定与基层民众对资源开采的解释发生冲突时，有针对性的谋杀和民间冲突并不是唯一的结果。这些不同的结果要求解释为什么这种表述有时会产生暴力，而在其他时候则会产生妥协和制度创新。用“良好”自然资源治理的语言来说，问题是，如何才能理解、预期和促进更多“有效”和“包容性”制度出现的条件？面对这一分析性和政治性的问题，政治解决方案也不是灵丹妙药。然而，它们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搭建这些不同的自然资源政治框架，并将精英政治、不同形式的政治代理和基层竞争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之内。

我们对玻利维亚、加纳、秘鲁和赞比亚的讨论已经说明了围绕采掘业治理的政治的长期历史变化。它们试图解释精英之间不断变化的契约以及他们与基层群众对采掘业投资的反应的互动，并从这些契约和互动的角度解释资源治理机制。同时，他们在这些互动中寻找合适的模式。其目的是表明，虽然总是有谈判和代理，但资源治理的政治并不是永久的变化的。相反，这种治理应该是以稳定时期（基本妥善解决）为主要特点的，当然会不时地出现不稳定和偶然事件的过渡。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共同和综合的概念视角讨论每个国家的资源治理历史，有助于确定推动概念性讨论方式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在本章中，我们着重于这些比较和对比，并利用它们重新讨论政治解决方案和更广泛的自然资源治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