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加纳小规模采矿部门的学者们常常把加兰西（galamsey）运营商的增加归咎于政府缺乏有效的执法能力（希尔森和波特，2003年；库马和延都，2010年），他们认为加纳政府不能在发生非法采矿活动的农村地区有效地宣传其权力。其他人则将其归咎于“缺乏政治意愿”（奥宾，2009年）或政治家和执法机构的“故意矛盾心态”（特施纳，2012年）。

特施纳（2012年）从西部地区的一个主要矿业城镇塔克瓦获得证据，将非法采矿活动的普遍性和开放性与警察经常在公共生活其他方面执法的“积极”作用作了对比。在这个方面，将加兰西（galamsey）运营商的增加归因于国家执法能力不足是不令人信服的。相反，由于“政治宽大和执法腐败”，非法采矿活动持续存在（同上）。土地和自然资源部的一位受访者将加兰西（galamsey）现象归咎于“完全缺乏政治意愿”。他认为，那些有责任遏制非法采矿活动的人往往会从中受益：“酋长们是有罪的，议会是有罪的，有些议员是有罪的，有些部长是罪魁祸首，这就是它为什么这么糟糕。”在这一点来说，非法采矿之所以继续蓬勃发展，是因为它符合各种行为体的利益，包括通过交换土地收取特许权使用费而得利的酋长；收入取决于加兰西（galamsey）工作未完成产品的政府中间商；拥有在合法采矿框架之外经营特许权的政治、商业和地方精英（另见苏玛，2010年）。这表明，要求赋予安全机构权力作为解决非法采矿问题的方式（例如，库马和延都，2010年：120）是错误的。答案也不完全在于技术官僚的做法，比如划分适合手工和小规模矿业活动的地块（例如希尔森和波特，2003年）。在最近一项关于外国人涌入手工和小规模矿业部门的研究中，克劳福德和博奇威（2017年）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指出尽管各个国家机构往往未能履行其监管职责，但“这并不是由于能力薄弱或缺乏能力造成的。相反，是公职人员对非法开采黄金‘视而不见’”导致的（第2页）。(www.daowen.com)

他们的结论是，“在地方和国家一级，无论是在官方圈子还是在整个社会中，都发生了非法的合作甚至勾结”（2017年：7）。他们指出，这一动态在2012年大选时尤为普遍，因为各级政治家都为非法移民提供保护，“以换取资助其竞选活动的财政支持”（2017年：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