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社会权力的极端分散及其产生的竞争情况涉及整个加纳后殖民历史中的传统当局。在这一方面，对酋长和政治家之间关系的历史性理解，对于从长期的角度理解加纳自然资源治理的政治、特别是评估管理采矿经济的中央—地方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阿马诺（2008年，2009年）将如今加纳酋长的政治影响力追溯到英国殖民当局试图控制土地并将土地归属殖民地政府的失败尝试，以及以土著当局和酋长统治为基础的间接统治制度的最终建立。

英国殖民统治的早期担忧之一是如何最好地将所有未占用的土地归属英国王权。这种担忧主要是因为殖民地政府害怕外国公司通过投机和在采矿繁荣期间从当地酋长处购买特许权来收购土地。1894年，殖民地政府试图颁布《王权土地条例》，该条例将“废弃土地、林地和矿产”置于英国官方之下，并使殖民地政府能够获得对特许权授予的控制权（奥莫西尼，1972年；沃德尔，2006年）。然而，在1897年成立土著权利保护协会（ARPS）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和反对。土著权利保护协会是在黄金海岸由酋长、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的联盟，旨在保卫非洲对土地的权利。

在经历了几十年试图控制土地的管理和分配权利同样失败的尝试之后，殖民管理最终是通过与传统统治者结成联盟并组成土著当局而建立的。24这种间接统治制度主要是将酋长家族纳入执政联盟，实际上是把他们作为能够维持对英国执政精英进行政治支持的低级派别。土著行政系统的建立导致在黄金海岸创建了“新传统精英”（惠特菲尔德，2018年），据此，“酋长们负责为公共工程、森林储备、采矿和木材特许权占用土地，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用于出口作物生产”（阿马诺，2009年：102；阿马诺，2008年：60）。

然而，殖民列强与酋长们合作治理的间接统治政策将成为去殖民化进程中一些传统领导人和受过教育的精英之间竞争的主要来源。领导加纳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政党加纳公约人民党领导了一场反对酋长的运动——有些人甚至推动彻底废除酋长制——这一运动是通过获得当地青年团体的支持并不失时机地利用地方冲突的方式进行的（克鲁克，2005年）。然而，1957年独立后，恩克鲁玛采取了更为复杂的策略，向支持他的酋长们示好，同时惩罚他的对手（贝里，2008年）。正如贝里所述，这种惩罚包括“剥夺他们的行政和司法权力，没收他们的传统领地，并将一些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送进监狱”（同上：41）。(www.daowen.com)

1966年推翻恩克鲁玛的军事政权释放了被监禁的反对者，并恢复了被没收的土地，他们继任人的反应各有不同——从默许接受到公开支持酋长制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机制（贝里，2008年）。随着酋长们成为每届新统治精英的政治支持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72年掌权的加纳全国赎回委员会“建立了基于军事—官僚—酋长联盟的政治重心”（查赞，1982年：464）。实际上，独立后的政府保留了在殖民地时期建立的惯用的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制度，这给了酋长们和他们的传统理事会对使用土地的控制权，并增强了他们的管辖权。因此，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表明，酋长制不仅在这一时期存活了下来，而且在1966年的政变之后，它的实力还得到了加强。1969年的宪法重申了酋长对土地的管辖权力，该宪法恢复了酋长分配土地和获得土地收益的权力。1979年的宪法进一步强调，中央政府没有权利承认或拒绝承认酋长，因为这是当地社区的独有权利（惠特菲尔德等人，2015年）。

恩克鲁玛被推翻后，所有随后的政治政权都具有普遍的脆弱性，历次选举为政治家与酋长达成新的协议提供了重要的时机，以扩大他们的选举联盟。一个很好的例子是I.K.阿昌邦军政府（1972—1978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举行全民公投之前与北部和上层地区的酋长们达成的协议（查赞，1982年）。另一个例子是杰里·罗林斯与酋长们的协议，当时该国正准备在1992年恢复多党民主。在20世纪80年代，罗林斯领导的加纳临时国防委员会政府最初挑战酋长对土地的权威，特别是在重要的可可种植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当多党统治即将回归时，受影响的可可地区的酋长们和加纳临时国防委员会达成了一项协议：酋长们帮助调动了对该党的支持，政府允许酋长不受约束地控制土地（惠特菲尔德等人，2015年：130）。酋长们的持续政治影响在围绕采矿特许权使用费分配的动态中也很明显，作为精英交易的一部分，他们直接从采矿特许权使用费的个人积累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