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1年，加纳正处于严重的经济收缩之中，这导致了政治、军事和官僚精英的合法性危机，这些精英自独立以来一直在统治加纳。到目前为止，这场危机的规模是闻所未闻的，造成的结果是“1982年加纳家庭的平均食物消耗量比1970年的同一家庭减少了30%”（唐科，1997年，引用自阿姆斯特朗，2008年：14）。杰里·罗林斯在屈服于民主权威的第三共和国之前于1979年领导了一场政变，现在他改变了方向。他动员军队中的基层官兵推翻民选政府，并呼吁进行“人民革命”，从而导致社会下层的临时动员。因此，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的严重性为改变政治解决方案创造了一个机会之窗，并在临时国防委员会（PNDC）领导下，出现了一个由罗林斯领导的新的统治精英群体（惠特菲尔德，2018年）。临时国防委员会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阿利埃蒂和麦凯盖尔，2007年：147）的支持下，于1983年实施了经济复苏方案（ERP），并在1986年至1991年实施了结构调整方案（SAP），从而使该国摆脱了经济僵局，重新开始了经济增长。这些改革的影响被誉为“有益的”（欧巴拉，2007年：15），特别是在恢复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

与以前的军事政权不同，临时国防委员会的特点是执政联盟的高层派别之间有很大程度的凝聚力，这使其能够实施艰难的经济改革，而以前的政权由于太脆弱而无法进行这些改革（惠特菲尔德等人，2015年）。这些高层派别包括：负责经济政策的技术官僚，他们来自大学或曾在前几届政府任职；由传统当局和老牌精英组成的保守派，他们在1984年后主要负责政治战略；“革命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在1984年后几乎没有政治或政策影响力；以及所谓的“安全官员”，他们负责执政联盟的安全。权力集中在罗林斯周围，因为少数临时国防委员会精英的地位归功于他，他们自己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惠特菲尔德，2018年）。同时，老牌政治精英被认为是国家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没有什么合法性来挑战临时国防委员会。

临时国防委员会政府还得到布雷顿森林有关机构为采取经济措施提供的前所未有的财政支持。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援助帮助缓冲了改革的影响，并减轻了政府开支和公共部门就业大幅削减、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对民众的打击。外国援助还允许临时国防委员会政府增加“发展”支出，从而帮助增强其在民众中的合法性（惠特菲尔德等人，2015年；惠特菲尔德，2018年）。(www.daowen.com)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排除在外的政治派别结成联盟，对临时国防委员会政府施加更大压力，要求其恢复多党统治。1988年实行了地方民主选举，新成立的地区议会将成为地方一级负责发展决策的最高当局，此后，罗林斯于1992年将该国恢复多党民主。5这标志着加纳重新出现了竞争客户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