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赞比亚的邻国中，暴力独立斗争和随后的内战在罗得西亚、刚果、安哥拉、纳米比亚和莫桑比克相继爆发。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崩溃，铜价暴跌，对赞比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数表4.1所示。

数表4.1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和铜价趋势，赞比亚，1960—2016年

注意：铜价代表A级铜、电解丝/阴极的伦敦金属交易所现金价格。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7年a），联合国贸发会议（2017年）。基于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ICMM）的图表格式，2014年：6。

经济危机使得赞比亚政府在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以及矿工高额工资等方面的支出难以为继。经济国有化和实行一党专政，是应对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一种方法，也是对正在变化的国家观念的反应。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领导人都在寻求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殖民主义的产物）、确保所有公民平等发展的方法，正如不结盟运动和南斯拉夫“仁慈的独裁者”约西普·布罗兹·铁托等领导人所设想的那样。一党制和国有化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可以避免多党民主产生的破坏性结果。它们将确保社会各阶层的发展，并减少暴力和内战的发生。

舍夫特尔（1982年：15）认为，在新独立的赞比亚，国家的中心地位是导致一党制国家在这一特定时刻出现的主要根本因素之一。他认为，从矿业行业得来的所谓“战利品积累”导致了派系纷争和地区分裂的再现。政党和政府高级职位的分配，反映了平衡这些派系的必要性。例如，内阁的一大特点是（调动）各省席位的平衡。这些动态有可能演变成危险的冲突，就像北部省份和铜带省的一个强大派别威胁要彻底改变这种平衡时所做的那样，他们首先在联合民族独立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然后又分裂出来，成立了一个强大的反对党。

赞比亚政治解决的不平衡性造成（矿业）收入分配持续不平等，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该国经济活动分布不均，只集中在包括铜带省在内的铁路轴线沿线的三个省份。这些省份居住着赞比亚43%的人口，贡献了89%的国内生产总值（克雷格，1999年：17）。因此，被边缘化的地区将种族平衡看作是政府的粉饰，是围绕巴罗策兰问题和其他西北部省份的紧张局势所形成的抵抗措施和政治形态（拉尔默和马克拉，2007年）。在介绍赞比亚西北部姆维尼伦加地区的历史时，佩萨（2014年：52）指出，在早期的后殖民主义选举中，“利用与安哥拉和刚果的关系，而不是建立一个以偏远的铜带地区和铁路线为中心的赞比亚这样的国家，更能激起姆维尼伦加地区人民的效忠。”这一主题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来自南部省份的反对，该省主要代表的是传统农业和养牛业经济，这种经济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未因任命少数民族汤加族的政治家担任内阁职位而停息（马克拉，2010年）。

随着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铜矿国有化进程，铜带开始看上去像一个微型福利国家，以国家和矿业公司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而闻名（弗雷泽和伦古，2007年：8）。赞比亚联合铜业公司（ZCCM）还提供了矿区以外的设施，使铜带成为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宜居地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中心（弗格森，1999年）。在某种程度上，微型福利国家是殖民地矿业社会福利政策的延续，但现在仍使更多的人受益。然而，联合铜矿公司作为一个国家实业，日益被视为“摇钱树”，在没有相应的机械设备投资和进一步勘探的情况下被榨取。由于在现有矿场中发现的矿体被埋在更深的地下，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以下内容说明了产量的急剧下降：联合铜矿公司产量从1973年75万吨的高点，暴跌至2000年的25.7万吨。克雷格（1999年：87）指出，铜价的下跌并不是产量和收入下降的唯一原因：

同赞比亚经济的其他部分一样，矿业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作为一个大宗出口国，赞比亚面临巨大的运输困难。情况持续恶化，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赞比亚运输系统已无法运送所有铜产品，使矿业公司积累了大量成品金属。矿业还因经济资助进口的能力下降而受到影响。尽管这些公司本身是净外汇创收者，但货币供应是由政府和其他部门配给的，并且没有达到这些矿业公司的要求。(www.daowen.com)

赞比亚联合铜业公司一直承受着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为安抚矿工要求将裁员保持在最低水平，农业多样化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赫恩和阿奇伯格，2014年）。

防止其他权力中心崛起的方法影响了公共部门的整体生产力。采用的这些方法包括：掌握任命高层管理人员的权力，以防止其形成自己的权力基础；任人不唯贤，以保持领导班子的支持基础。为防止人们站稳脚跟，职位洗牌重组成为家常便饭，一些省级部长在担任一个职位不到半年后，就会被“再次任命”。事实证明，包括铜业在内的国有化行业的政治任命，对行业运作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更普遍地损害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神。赞比亚第一任内阁秘书瓦伦丁·穆萨卡尼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对政府表示失望，他指出，由政治驱动的行政制度改革旨在有效地使联合民族独立党控制所有阶层（拉尔默，2010年）。

赞比亚成立议会特别委员会以审查该国经济问题，从1977年《议会特别委员会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危机的原因已初现端倪。该报告指出：

除了矿业，几乎没有准国营机构出口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政府每年拨出大量资金支援准国营机构的工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机构为工厂翻新和新的投资创造了自己的资本需求……管理不善、缺乏库存控制、人员过剩、产品定价不足和政治干预已被列为准国营机构业绩不佳的原因（引自克雷格，1999年：79）。

私营机构也受到类似的影响。虽然经济“赞比亚化”的目的是培养本土的企业家和管理阶层，但联合民族独立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资本主义，厌恶牟利。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也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政治威胁，而这种威胁也于1980年发生，当时被边缘化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反对联合民族独立党政权，企图发动政变。

赞比亚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由于对经济危机和相关的政治动荡感到绝望，政府政策变得越来越随意和不可预测。在几年时间里，联合民族独立党首先尝试科学社会主义，然后转向商业界，并最终于1984年以欧洲共同体和非洲开发银行赠款的形式获得外部支助，用于矿业的恢复计划。由于背负巨额债务，赞比亚也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被迫实施结构调整计划（SAP）。这些措施包括取消补贴（特别是有利于城市消费者的补贴）、裁减劳动力和放宽外汇控制。1986年发生的无法控制的城市玉米骚乱事件，威胁到了联合民族独立党的统治地位，赞比亚决定与世界银行断绝关系，重新实施补贴政策，但这一措施是短暂的，政府很快就被迫重新进入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进一步疲软的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在多党民主运动党的带领下联合起来，要求废除一党专政。面对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民主化浪潮和来自双边和多边捐助方的压力，联合民族独立党不得不同意这些要求。1991年，赞比亚废除一党制，进行多党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