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政府认识到独立后过度依赖铜矿资源以维持大量社会和物质投资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国际铜价的不稳定性，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1967年，卡翁达在卢萨卡召集了世界上四个主要的铜出口国（赞比亚、智利、秘鲁和刚果/扎伊尔）的领导人，目的是建立一个价格和配额固定的铜卡特尔（同业联盟），该组织类似于成立于1960年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全称为铜出口国政府间理事会（CIPEC），后来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斯拉夫也加入了该组织。然而，控制铜价的努力实际上是失败的，铜矿出口国政府间理事会只是一个信息交换的平台。控制铜价的根本障碍是，成员国缺乏储备铜的资金，而这一点对有效管理铜的供应至关重要。此外，铜矿出口国政府间理事会的成员国所控制的铜贸易不到世界铜贸易的60%，拥有的已探明铜矿储量也不到世界储量的一半，加拿大等主要铜生产国也没有加入该组织（拉尔默，2011年）。铜矿出口国政府间理事会未能控制铜价，使得人们认识到，全球体系是成员国无法控制的，只有地方政策和所有权模式才能受到非洲人的自觉管理（弗雷泽和拉尔默，2011年）。

如其他各章所示，加纳和秘鲁都划拨了不同程度的矿业收入来支持特定地区、地方政府或行业的发展。具体地说，在加纳，有10%的国家财政收入留作地方政府使用（见第五章），而根据秘鲁“矿业税收”（mining canon）的规定，矿业公司所得收益的一半要返还到矿业产区用于发展（见第三章）。然而，赞比亚在这方面与玻利维亚更为相似。在这两种案例中，传统来讲矿业收入都直接归国家政府所有，且几乎没有来自各地区的收入。在赞比亚，政府通过五年发展计划将矿业收入集中用于国家的全面发展。最初的计划是在1962年过渡阶段提出的，该计划重点在于扩大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使处于边缘地位的非洲人民受益。随后赞比亚颁布第一个国家发展规划（1966—1977年），其目的是使经济多样化，减轻国家对铜矿的过度依赖，以及促进农村发展。上述两项发展计划使赞比亚经济在一定阶段持续增长，同时改善了社会指标。表面上，高水平的财政收入使全体人民平等受益；但实际上，国家开支极不平衡。(www.daowen.com)

这是一个短暂的进步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赞比亚经历了极端风暴，在80年代中期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低收入国家，债务成山，不堪重负。举例来说：1974年至1994年间，该国人均收入下降了50%，赞比亚成为世界上第25个最贫穷的国家（弗雷泽和伦古，2007年：8）。地区和国际因素在这个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上文所述的南罗得西亚《单方面独立宣言（UDI）》。中非联邦使得赞比亚与罗得西亚之间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密切联系，赞比亚只有实现基础设施独立，特别是在运输和电力方面不依赖罗得西亚，才有可能加入联合国发起的对罗得西亚的制裁行动。当时有几个国家帮助赞比亚实现经济独立，包括西方国家，如英国（主要体现为《单方面独立宣言》），还有中国（具体地说，建设坦赞铁路开辟另一条通过坦桑尼亚的铜出口路线），以及南斯拉夫与赞比亚开展不结盟经济发展合作。冷战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国际地缘政治秩序，使赞比亚与其潜在发展伙伴之间的谈判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