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殖民政权和后殖民政权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努力获得赞比亚铜矿所产生财富的公平份额。确定这两个时期的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水平的谈判一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北罗得西亚政府而言，1949年与英国南非公司达成的一项协议，提高了其所占的铜资源份额。根据该协议，政府获得了矿业公司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五分之一。

这项协议将政府收入提高了近五倍，但由于现有的政治解决方案，这一成果没有转化为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1947年，英国殖民地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旨在支持“非洲人口增长”的十年计划来推行一种进步的发展思想。然而，白人定居者通过他们对当地经济的控制，劫持了这一包容性发展的意图，相反，这些收入被用于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罗伯茨，2011年：21—22）。

1953年中非联邦的成立，巩固了国家财政收入流向首都索尔兹伯里和白人定居者地区（主要在南罗得西亚）的趋势，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农业发展的驱动力（拉尔默，2011年）。美国罗安选矿托拉斯（RST）主席罗纳德·普兰爵士，认识到了欧洲和非洲工人之间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将带来的后果。他认为，“面对非洲工人的工资与我们欧洲工人享有的异常优越的工作条件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要让铜带地区的非洲矿工满意总是很难的。”（引自菲米斯特，2011年：132）这些动态导致非洲工人在独立前夕对工资有很高的期望。人们还预想，就像为欧洲工人所做的那样，矿业公司将为工人提供福利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由于矿业的主导地位，铜带地区的工会成为有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实现上述诉求的重要政治影响力。这一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赞比亚独立后卡翁达政府与矿业的关系，并造成了分配不均和发展不平衡的新局面。(www.daowen.com)

这些结构可称为殖民地劳动力储备型经济，其形成的后果是长期的。劳动力储备型经济的特点是二元的正式劳动力市场和移民劳动力体系，赞比亚的移民劳动力体系将大量农民与白人拥有的矿业和农业联系在一起。非洲人在城市中的自营职业和创业活动是有限的，而且政府对农民生产的激励微乎其微，因为这两者都可能影响商业性农场和工业的劳动力供应，加上殖民政府在非洲教育方面有限的公共投资，非洲中产阶级的形成受到很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