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英国南非公司的矿产勘探开始，直到今天，铜的开采不仅决定了赞比亚的经济史，也决定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史。英国南非公司由塞西尔·罗兹创立，旨在发展整个南部非洲的矿业。作为有效占领西北部罗得西亚和东北部罗得西亚以及开发矿业基础设施的回报，英国南非公司获得了位于布罗克希尔（Broken Hill）（现赞比亚中部省份的首府卡布韦）的首个采矿特许权。1911年，两个受保护领地合并，并作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一直被英国南非公司管理，直到1924年，英国政府完全接管了行政控制权。

直到南部罗得西亚铁路穿过赞比西河，继续向北延伸，在1909年到达比利时—刚果边境时，赞比亚的铜矿才得以进行商业开采。那时，刚果南部的加丹加省已经开始采矿。在北罗得西亚，地表矿石的质量较差，布瓦纳姆库布瓦铜矿只能断断续续地开采铜，直到1924年才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硫化铜矿。由于北罗得西亚倾向于与主要的商业性矿业公司进行大规模交易，在整个殖民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赞比亚的矿山都属于两家矿业公司：南非奥本海默家族拥有的英美资源公司（AAC），以及由英国商人罗纳德·普兰爵士担任主席的美国罗安选矿托拉斯（RST）。

虽然铜矿业在赞比亚殖民历史早期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罗伯茨（2011年）指出，由于英镑兑美元贬值，赞比亚矿业直到1949年才开始繁荣。由于英国政府对北罗得西亚铜的定价是以美元为基础的，销售收入也因此增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新一轮对铜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需求和价格意味着，到1951年，所有的四家铜矿山首次开始分红。因此，全球经济趋势显然对赞比亚工业产生了关键影响（见地图4.1）。

1953年，随着中非联邦（CAF）的成立，赞比亚政府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中非联邦将南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和尼亚萨兰（现马拉维）的殖民地合并，形成了一个以索尔兹伯里市为首都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索尔兹伯里后来成为一个迷你大都市，作为政府所在地和工业中心。中非联邦为白人定居者，尤其是在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提供了特权。北罗得西亚仅被视作在矿业和农业方面进行采掘垦殖的地区。

中非联邦成立后的前几年，矿物价格上涨，南罗得西亚因北方的采掘业而繁荣起来。然而，矿价在20世纪50年代末下跌，这与从北罗得西亚要求获得政治独立的呼声不谋而合。中非联邦于1962年解体，不久之后，赞比亚于1964年10月24日获得独立。

在第一共和国独立的新时期，赞比亚人对生活水平抱有极高的期望。在经济稳定和扩张的背景下，政府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因为当时肯尼思·卡翁达总统领导下的执政党——联合民族独立党（UNIP）曾设想并承诺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赞比亚独立时，铜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几乎占该国出口的全部（96%）。然而，尽管全球铜价居高不下，但铜矿资源并未转化为全国性的发展。基础设施、城市发展、教育、医疗和其他发展指标大多是明显地沿着所谓的“铁路线路”进行的，其中包括铜带省（恩多拉市、基特韦市等）、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以及规模较小的南部城市利文斯敦，利文斯敦有大量的白人定居者和土著农业企业。上述地点以及本章中提到的其他地点的位置，详见地图4.1。

地图4.1　赞比亚采矿省和主要矿山(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根据flexicadstre.com网站绘制的地图编制，2017年9月。

后殖民时代早期的重点是劳动力的“赞比亚化”，即英国和其他外籍人士劳动力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逐步被赞比亚土著取代。20世纪70年代初，赞比亚“第二共和国”的成立带来了许多变化，影响了这个采掘国家的结构。1968年主要产业的国有化开启了权力巩固的过程，1972年12月，卡翁达总统签署了一党制宣言，将这一过程推向高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力量的驱动，这一外部力量就是1965年在罗得西亚发布的《单方面独立宣言（UDI）》，它使赞比亚成为前线国家，并对其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白人定居者资本的影响。赞比亚作为中非联邦成员的殖民历史，使其经济依赖于南方邻国。在《单方面独立宣言》发布时，赞比亚几乎完全依赖于两国共享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由罗得西亚铁路公司控制的铁路线。赞比亚的铜需要通过这条线出口，几乎所有的进口也是通过这条线。然而，尽管赞比亚有中非联邦这种直接联系带来的经济依赖，英国还是对赞比亚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其参与对罗得西亚的制裁。通过联合国施加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赞比亚威胁要离开联邦，并开始求助于替代发展伙伴，以实现经济独立。

在赞比亚国内，国有化是由某些社会阶层（工会、党的干部、民族主义领导人、公务员）施压推动的，这些阶层要求从政治独立中获得比私人资本提供的更为丰厚的物质回报。在这一转变之前，政府和昔日矿业公司的政治解决方案——从殖民初期就存在——逐渐瓦解。1969年的“物质经济改革”中，政府从英美资源公司（AAC）和美国罗安选矿托拉斯（RST）购买了51%的股份，使得铜业部分国有化。英美资源公司和罗安选矿托拉斯保留了49%的股份，分别更名为恩昌加联合铜业公司（NCCM）和罗安联合铜矿公司（RCM），仍由外方管理。后来，随着20世纪70年代赞比亚对矿业的全面国有化，两大矿业公司合并为赞比亚联合铜业公司（ZCCM），现完全由赞比亚管理。

赞比亚工矿公司（ZIMCO）是赞比亚国有控股公司，负责对其下属的国有矿业企业进行监督管理。该公司最初是作为政府与其投资企业之间的缓冲，以尽量减少政治对国有企业经营的干预。然而在实践中，政府官员对赞比亚工矿公司的控制越来越强。下属控股公司的经理们都直接向相关政府部门汇报，这些部门又直接向卡翁达总统汇报，卡翁达则保留了公司董事长的头衔。赞比亚工矿公司为了买断剩余的外资股而购买债券的过程，以及它的管理方法，证明了这些做法是如何导致（代价高昂的）管理不善的：当这些债券在1974年被赎回时，它们实际上摧毁了赞比亚的外汇储备基础（克雷格，1999年：40）2。因此，虽然政府当时完全控制了矿业，但促成国有化的一些根本问题仍然存在或继续恶化。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又给赞比亚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它面临着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减少的情况。

到20世纪80年代末，赞比亚的经济急转直下，导致矿业工作岗位减少，基本商品严重短缺。在暴力抗议和未遂政变之后，卡翁达向各方压力低头，赞比亚于1991年举行了多党选举。赞比亚工会大会（ZCTU）前主席、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党（MMD）领导人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就职为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虽然卡翁达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主持下开始结构调整，但大规模私有化实际上是在奇卢巴领导下进行的。1995年颁布的《矿产和矿业法》，为解散赞比亚联合铜业公司（ZCCM）和出售个别矿业公司铺平了道路。该法案没有为私营矿业公司制定统一的税收制度和经营条件守则，而是规定与每家公司就《开发协议》（DAs）进行谈判。参与这些闭门谈判的几名国家官员后来都受到腐败指控，其中一些人已被定罪。此外，将国家主导的产业与其工人和社区联系起来的社会契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社会责任》（CSR）计划（内吉，2011年：30）。

事实证明，对多党民主运动党（MMD）来说，矿业私有化进程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考虑到世界铜价下跌，矿业情况日益恶化，以及赞比亚政府出售矿山——这是作为国际金融机构（IFI）债务减免附加条件的一部分——的压力，买家可以在谈判中占据更加强势的地位。因此，国家基本上丧失了从矿业部门获取收入的能力。无论是对赞比亚政府还是新矿主来说，不久之后的铜业繁荣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整个私有化进程缺乏合法性（弗雷泽和伦古，2007年）。我们将在下面回到这一重要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