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关于赞比亚铜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无法使我们对矿业治理、资源配置和发展成果之间的历史关系有充分的了解。本章我们运用政治解决框架，试图弥补人们理解政治动机和制度历史的差距，这些动机和制度构成了上述历史关系。政治解决被定义为：“在经济和政治可行性相互‘兼容’和‘可持续’的社会层面上，权力结构和制度相互依存的组合”（可汗，2010年：20），或者更简单地说，“互相竞争的社会群体和阶级之间权力的平衡或分配，任何国家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迪·约翰和普策尔，2009年：4）如第一章所述，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发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间权力关系的特征决定的，尤其是精英如何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来塑造政策改革和制度变革的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反过来如何塑造不同行为体的各种社会经济权利。具体而言，可汗（2010年）认为，对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开放型经济并防止其被寻租者的特殊利益所扼杀的能力，与经济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飞地变为多样化、以出口为基础的活动，特别是变为以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息息相关。这种强调出口商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做法表明，资本和精英的作用已从自然资源飞地的权力掮客，转向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更具竞争力的体系（艾弗特等人，2003年，引自莫斯利，2014年）。

从中低等收入状态向高收入状态的转变，主要由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而成（诺斯等人，2007年）。治理机构，特别是竞争激烈的政党，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如诺斯等人（2007年：21）所述：“在组织开放的情况下，政治竞争为反对派政党提供了激励措施，他们可以监督政府、反对那些威胁开放准入和竞争的提案。”政治竞争的加剧按理说可以对资源财富和发展的整体困境带来变化，因为执政的精英阶层必须获得合法性才能维持权力。然而，诺斯警告道，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发展也不是自动实现的。(www.daowen.com)

这实际上强调，把政治竞争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某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浪潮也凸显了贫困的弊端”（姆坎达维雷，2006年：9），现在我们可以为其画上不等式。强有力的经济政策是并非直接从民主中产生的。的确，在某些情况下，民主可能会无果而终。就赞比亚而言，从一党制向多党民主制的转变，实际上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这种改革只会进一步加剧失业和不平等，以及工会等重要制衡力量的衰落。这表明，为了避免对发展动态做出简单的假设，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在特定背景和传统下决定包容性发展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若要理解采掘业治理及其与发展的关系，必须在空间上和历史上进行明确”（贝宾顿，2013年b：2）。通过这种方法，我们避开对“资源诅咒”粗略的分析，转而详细描述了形成赞比亚发展轨迹的力量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