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80年代末英国南非公司（BSAC）在赞比亚地区进行首次欧洲勘探以来，铜矿开采一直主导着赞比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作为一个拥有丰富矿产的国家典范，赞比亚一直依靠其巨大的铜储量使其成为一个完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然而，尽管铜占赞比亚目前（2015年）出口量的75%以上，但是该国的贫困率很高，也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尽管一再有人呼吁经济多样化以支持潜在的农业行业的发展，但赞比亚的农村地区仍然处于国家发展中的边缘地带。

以下三大关键的历史主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铜资源没有为赞比亚带来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果。第一，正如弗雷泽和拉尔默（2011年）所指出的，赞比亚出台矿业政策的时机尤为不幸。例如，仅仅在赞比亚将矿业收归国有两年后，1976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铜价急剧下跌。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赞比亚恢复私有化运营不久，当时铜价跌至最低点、利润微薄，随之而来的却是铜价暴涨，给私营企业带来了暴利。第二，虽然位于距离铜带省300多公里的卢萨卡的政府掌控重新分配国家财富的权力，但从历史上看，铜带省一直生产并主导着决定如何重新分配国家财富的政治版图。

第三，赞比亚缺乏自主创业精神，这个国家以阶级形成为中心。由于没有其他可行的收入来源，如第二产业或强劲的农业产业（萨顿和兰米德，2013年），从赞比亚1964年独立至今，国有企业一直是该国保持潜在收入流动性的最重要来源（泽夫特尔，1982年）。然而，由于政府财政收入依赖于不断波动的铜价，政党竞选时的承诺、民众对财富积累的预期从未完全实现，因此民众对政党不再抱有幻想。除现在只代表少数正式工人的工会以外，选民们仍然排斥那些掌握国家政策的政党，从而使社会上最脆弱的阶层继续被边缘化，在国家政治中代表性不足。

在本章中，我们将从政治解决框架的角度，分析赞比亚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出现这些动态的。运用这一框架的前提是，发展的基本条件首先是由精英间关系的特征所确定的，尤其是精英阶层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政策改革和制度变革的方式（诺斯等人，2009年；可汗，2010年；希基，2013年）。这打破了对制度作用的单一性和非政治性的关注，而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理论中占主导的主题。(www.daowen.com)

特别是，本文运用政治解决方法探讨赞比亚自然资源治理的动态变化，以及它们是否有能力给一个国家带来可持续和实质性的发展。我们通过比较和对比赞比亚社会和经济投资的高低潮历史时期来做到这一点。此外，我们通过考察赞比亚深受国际行为体影响的矿业税收政策来调查政治解决对矿业收入的后果。本文进行研究的假设是，赞比亚矿物资源的包容性/排他性分配模式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其政治领导人与其选民和社会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

运用政治解决理论的词汇，我们认为赞比亚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种“元解决”方案，它建立在外国势力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具有长期影响力的基础上。我们所提出的相当于历史学家所说的“长时段”观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集合，可以显示缓慢演变的结构和渐进式变化的迹象。这种分析与巴亚尔所说的“外倾性”有关：外倾性是理解“非洲大陆融入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历史模式的方法，以及这种模式如何成为“权力和权威内部政治的……一种资源”（英格伦，2002年：19）。

具体内容如下。第一节描述了用以理解赞比亚自然资源治理的概念性框架；第二节介绍赞比亚自然资源开采的历史；第三节分析了赞比亚政治解决的历史，包括明确政治解决的几个具体时期，这是从1896年英国南非公司占领该国开始的；第四节为总结。本文论点基于文献综述、对新闻界和其他灰色材料的分析、专题研讨会，以及最为重要的，是在赞比亚进行的一系列采访。采访对象包括：赞比亚矿业和土地部前部长们、前总统政治顾问、副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商人（当地和国际）、企业律师、矿业公司董事、公民社会领导人、外交官、政治家和学者。鉴于该项工作的敏感性和政治背景，本文所有受访者均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