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维亚的案例还表明，政治关系中的相对“解决”可能更多的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当然，该国过去120年的特点是非常不稳定，这主要是因为精英们无法在空间差异和社会差异中采取集体行动，无法就提供广泛利益和机会的发展模式达成一致意见。这种不稳定的相对例外是19世纪和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统治时期，1952—1964年的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统治十年左右，以及2005年以来的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霸权时期。有人可能也认为，1985年至2003年这一期间是以玻利维亚的政治经济通过民主选举和新自由主义管理模式这样持续的精英协议为特征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相对政党主导地位的这些较为稳定的时期也具有重大的政策推出的特点：在自由时期支持锡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以及在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和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时期显著改变自然资源治理和利益分配形式的社会经济改革政策。虽然这一模式符合这一主张，即主导政党统治时期可以与更多的变革和发展政策相联系，但非常重要的例外是1985年至2003年间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制度化，这是在竞争客户主义的条件下发生的。这表明，需要谨慎地对竞争客户主义和主导政党规则的发展影响进行分析性区分。一种可能的含义是，无论国内的统治模式如何，通过技术官僚和贸易商网络展开的金融和商品市场的跨国压力都可以对解决方案进行约束，都可以确定这些解决方案带来的发展模式，而不论这些解决方案形式如何。这种约束效果可以与来自被排斥派别的任何约束一样强大，当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85年之后，新自由主义承诺在政治和经济精英中被视为理所当然。此外，在玻利维亚，这种外部约束不仅来自历史上的帝国列强（美国），也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等寻求巩固其地区权威的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解决方面的文献强调精英之间的谈判、被排斥和较低层次的派别的影响以及国内政治驱动因素是不相关的。这些因素显然对了解玻利维亚自然资源长期是如何进行管理的这一情况很重要。来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排斥劳工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排斥的社会运动支持者，以及在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统治下的东部低地精英，最终都改变了当时盛行的谈判情况，并推动了采矿和油气治理方面重大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深远的变革。在某些情况下，被排斥的群体拥有的权力最终导致了总体政治解决方案的逆转——这反映在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和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和他们随之而来的掌权上。

玻利维亚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框架的相关要素，这个框架能够解释拥有改变政治解决方案所必需的政治权力行为体的出现。从广义上讲，对解决方案提出质疑的行为体要么是基于地理上依赖的地方势力，要么是基于经济组织的变化。第一个例子包括东部低地精英（由经济资源和区域身份赋权）和高地精英，这些高地精英与特定的采矿地理有关（20世纪90年代锡矿商的情况与如今的采矿合作联盟几乎一样）。由领土标识所界定的社会运动也属于这一类别，之所以变得更加强大，要么是因为他们受到特定经济活动的威胁，要么是因为其他行为体（或许是跨国活动分子）对其地理渊源给予了更大的文化和政治价值（例如，通过承认土著领土的价值）。第二个例子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矿工工会或如今的采矿合作联盟运动。因此，掌握权力的行为体的出现可能是当前政治经济的内生因素（例如矿工工会、接受利益转移的当局等），同时也得到跨国支援的帮助。(www.daowen.com)

最后，无论是在新的行为体出现的过程中，还是在执政精英巩固其权威的进程中，思想（特别是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思想）的动员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思想有助于促进精英和被排斥群体的集体行动，并说服国内和国际上的其他人相信他们的主张是合法的。其中许多思想是从玻利维亚自己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例如，过去锡矿的开采未能促进发展，或国际矿业公司将财富运出玻利维亚。此外，这些思想来自国家的地理状况，例如通过自然和民族的耦合（参考佩罗，2013年）和种族、区域和族裔认同的领土基础。其他思想在起源上更具有国际性，如国际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原则。

因此，要理解玻利维亚政治权力与自然资源治理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注意政治解决的性质（包括相对稳定或缺乏稳定）、自然资源治理的特殊历史和地理以及在不同地理尺度上运作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