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们最大的财富损失了？’而是‘我们如何将自己从自然财富中拯救出来？’”

（费尔南多·莫利纳，2011年）

围绕玻利维亚不发达原因的一套持久的思想集中在寡头假设上，在这一寡头假设中，玻利维亚的经济和政治精英被视为一个紧密的霸权集团。其中，阿塞莫格鲁和鲁滨逊（2012年）对精英作为一个同质群体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提出了一种更微妙的方法，认为精英间的争端和谈判对于解释发展轨迹至关重要。通过仔细研究采矿和油气行业的演变、政治解决方案的变化以及国家和地区精英之间关于收入分配的持续紧张关系，我们发现了一个不支持寡头假设的故事。

不同的政权，在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案下，都将与以城市为基础的地区精英结成联盟，希望减少玻利维亚政治生活的长期不稳定。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莫拉莱斯政权也建立了一个基于安第斯地区支持的谨慎联盟，以对抗东部省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地方协议似乎是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圣克鲁斯省也许是长期地方政治解决的最好例子。在最近的政治解决阶段，次级行为体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掌控权，或成为地方和国家两级主导联盟的一部分。更普遍的是，在20世纪期间，地方一级的行为体——包括省和市——在建立和争夺政治解决方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3

到20世纪下半叶，该国东部一个充满活力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出现，使采矿业黯然失色，最终使与西方采矿有关的精英阶层的长期权力逐渐式微。随着20世纪80年代锡市场的急剧崩溃，再加上债务危机和多年军事统治下的管理不善，这种转变加快了速度，随后引入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但这一转变的蓝图是在几十年前通过鲜为人知的美国赞助的“波汉计划”启动的，该计划的结论是玻利维亚的未来在其东部地区。事实上，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收入超出了集体的想象。副总统加西亚·利内拉将天然气描述为“下金蛋的鹅”——播种玻利维亚21世纪发展的资金来源（加西亚·利内拉，未注明出版日期：11）。天然气的中心地位很快就出现了，尽管它将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产生长期的影响。在塔里哈这样的省，其生产的天然气约占所有天然气产量的80%，而该国天然气储量的比例几乎相等，天然气收入贡献了政府预算的95%以上。即使在圣克鲁斯省，由于农业—工业行业的存在，其经济更加多样化，但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仍然占预算的主导地位。

在国家层面，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对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莫拉莱斯政府的“变革进程”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影响广泛的重建玻利维亚的项目。天然气和石油租金是实现社会包容和启动新兴工业转型的货币，也是扩大惠顾和巩固忠诚的手段。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莫拉莱斯政府变革进程的模糊性和灵活性使人们能够根据起伏不定的需要和不同的政治背景建立新的联盟。通过这种方式，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敌们可以通过因人设岗（peguismo）方式并入官僚机构，或者相对容易地添加到政治名册中。这种灵活性使莫拉莱斯得以与查科地区保守的次区域精英们达成协议，并获得他们的忠诚度，以换取他们直接收取矿区使用费。这反过来又使他通过和这些次区域精英之间设置一个天然气资助的楔子，来压制以塔里哈市为基础的地区精英的政治权力。尽管莫拉莱斯坚持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拥护者不应期望从雇佣安排中受益以换取对党的忠诚，但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和中央政府内部的因人设岗（peguismo）活动仍在盛行。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的第一任主管桑托斯·拉米雷斯曾是莫拉莱斯的密友，现在因腐败指控被关进监狱，他因雇用对油气一无所知的党内技术人员而闻名。54在一场不同类型的再分配斗争中，随着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的重组，政府被迫将这个国有公司划分成一系列的副总裁，以便每个生产省份（塔里哈、圣克鲁斯、丘基萨卡和科恰班巴）除了拉巴斯之外还会有一个办公室。(www.daowen.com)

一般而言，油气租金被用来通过再分配支出的方式来促进包容性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租金相当低廉，因此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也没有引起重大的社会动员。然而，租金的政治意义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特许权使用费和纳税额的增加而发生了变化。第3028号《国家油气法》规定了中央政府将油气税分配给地区和市政府（以及给大学、警察和土著群体特别发展基金）的参数。在区域内部，以租金为基础的支出分配也已成为政治动态的核心。

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和莫拉莱斯还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租金的分配，以新的方式塑造政治解决方案。直到最近，租金分配通常以两种方式之一进行：按地区或按部门分配。随着针对个人的社会方案55的实施，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力。通过这些转移，中央政府和公民之间形成了新的授权（和关系），从而对玻利维亚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产生了长期影响。在近期到中期内，政府必须生产更多的油气来支付这些计划的费用，事实上，政府利用这一论点来使其对油气工业的优惠待遇合法化。但这与政府的其他需要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比如，政府需要投资矿产、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业化进程，以便超越采掘—出口模式。

就采矿部门而言，它在历史上提供了参与的机会，要么通过劳工（作为矿工）参与，要么在较小程度上通过直接对生产资料（矿主）进行控制，政府似乎越来越多地给予采矿合作联盟以特权。矿业合作联盟比大型矿山解决高地（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政治基础的一个重要部分）农村家庭的就业问题要多得多——即使这样的解决方案只是部分的，而且这种采矿通常与其他生计活动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新的《采矿法》允许农村家庭控制生产资料（或至少与国家联合控制），作为获得更大利益的一种手段。然而，在不确定性和社会冲突的条件下——如今影响矿区的两个重大问题——部分原因是合作联盟力量的增强，无法追求更大规模的勘探投资。而且，在一些农牧社区实行合作采矿限制了从事其他生产性（对环境危害较小）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在最近的政治解决方案中，我们看到，由于不受控制的采矿活动的负面影响和政府无法解决长期存在的环境污染地点问题，社会冲突日益加剧，这就提出了环境和污染在新的解决方案中将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

自然资源长期以来一直是玻利维亚政治经济和政治谈判的中心。然而，自殖民时代以来，它们从未成为任何一个解决方案得到巩固的充分权力基础，以至于这个解决方案可以开始将这些资源视为中长期发展项目的一部分，并相应地管理这些资源。全球市场的变化（价格和需求模式的变化）、玻利维亚境内不同资源的不同区域地理位置，以及该国大量而且往往是强大的次级人口的综合影响，意味着在中央政府和各区域之间、跨区域和跨阶层之间建立联盟的努力从来没有取得长久的成功。结果，精英们的动机一直是控制资源的收入来源，以便将资金用于管理政治联盟，而不是投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