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作为另一种租金来源的出现始于20世纪初，与拉巴斯矿业和土地精英的纠纷和斗争相去甚远。在此之前，一些小的投资、投机和勘探活动就有发生，但直到1921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开始在查科地区勘探石油时，这一行业才引起大家真正的兴趣。最初投入生产的油田是在塔里哈省与阿根廷接壤的边界以北的贝尔梅霍地区（1924年），随后在塔里哈省查科地区沿阿瓜拉格山脉发现了一系列新的天然气（近年来该地区已成为新的天然气勘探区）。这些都是边缘地区的偏远地区，由低地土著群体、牧牛人、传教士和与土地财产有关的土著农民组成。

据称石油公司在助长查科战争（1932—1935年）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玻利维亚人对政府在管理和保护国家自然资源方面作用的看法。查科战争导致5万多名玻利维亚士兵死亡。政治分析家卡洛斯·托兰佐·罗卡（2009年）认为，历史上对查科战争的解释是为了争夺石油，因此产生了一种“主导观念”（优势观念），即石油是玻利维亚战略财富的一部分，国家必须保留对油气部门的控制权。这一观念在公众中一直坚持到现在，并成为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莫拉莱斯话语的基础。39

战后政变成立的军政府通过没收标准石油公司拥有的油田，重新控制了该国的油气资源，并在此过程中确立了另一个“主导观念”：军队应该是玻利维亚自然资源的保护者。1937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国家油气机构——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YPFB）。此外，还设立了矿业和石油部，以监督采掘行业的发展，并促进对该国资源的现代化、技术性管理。在此后15年中，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是该行业的唯一经营者，在查科地区的不同地点进行钻探，并获得了新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专业知识。

作为向国家预算提供少量资金的一个相对较小的行为体，由于在一片遥远的领土上开展实际业务，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得以在相对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增长、发展技术能力和巩固其业务。玻利维亚的油气工业从来没有出现过由石油商和投机者组成的全国油气精英（就像它在美国所做的那样，或者玻利维亚的采矿业已经做过的那样；考普，2013年）。相反，随着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的发展，它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尽管人数很少。其中一些人是在墨西哥接受培训的，因此他们了解国家领导的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的经验，而其他人则在美国接受培训，特别是在得克萨斯州，并与国际石油公司建立了联系。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玻利维亚从事该行业工作的人，往往会在中央官僚机构和产油省份的政府机构中担任重要职位，建立为该行业服务的技术服务公司，或作为分析师担任国内外的顾问工作。

与从采矿部门产生的特许权使用费（采矿租金从未构成部门预算的重要部分）相比，石油（以及后来的天然气）的特许权使用费制度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一制度最初是在1921年的立法中制定的，后来又在1938年的《有机石油法》中得到重申，该法规定，石油生产价值11%的特许权使用费将支付给生产地区。1957年的《布希法》（Busch Law）再次批准了这一安排，尽管中央政府曾努力修改这些付款方式。虽然最初支付的数额不大（1954年圣克鲁斯省只收到76 000美元的石油特许权使用费），但随着产量的增加，付款金额也迅速增加（巴拉根，2008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政府试图控制这些支出，当时的反应是圣克鲁斯的一场地区公民起义，公民委员会作为一个为部门利益进行游说的由杰出市民组成的组织，发起了为期两年的抗议活动，以获得他们11%的使用费，从而支持他们的经济发展（罗卡，2008年）。最终，政府答应了圣克鲁斯叛军的要求。塔里哈省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石油生产地，他们与圣克鲁斯公民委员会结盟，要求将其纳入同一安排，因此，塔里哈省也开始收取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直接向省库房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40(www.daowen.com)

重要的是，这些由地区政治和经济精英组织的要求向各省支付油气租金进行制度化的一系列社会动员，强化了另一套主导观念。其中第一个主导观念是，生产区域有权直接获得与其领土内生产的油气数量有关的财政资源。第二个主导观念是，需要这些资源来促进实现那些被拉巴斯和高地政府过度集权所忽视和损害的地区经济发展的愿望。第三个主导观念是，地方政府必须警惕中央政府收回省级收入的努力。41这些与油气租金相关的主导思想在过去60年中一直存在，近年来引发了重大的社会冲突，并继续形成当前（2003年后）的政治解决方案，尽管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莫拉莱斯政府努力改革油气租金在全国领土上的分配和使用方式。

在美国大使馆的压力下，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政府于1956年同意签署《达文波特守则》，该守则将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拥有的潜在生产领域转让给美国拥有的海湾石油公司。1969年，由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领导的另一个军政府通过第二次国有化恢复了对玻利维亚油气田的主权。为奥万多提供咨询的是两位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后来被任命为矿业和石油部长的马塞洛·基罗加·圣克鲁斯和左翼战略家塞尔吉，两者都有效地调动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这引起了工薪阶层和城市中产阶级以及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工人和技术官僚的共鸣。通过国有化，该国收回了大约90%的天然气储量——被认为是海湾石油公司非法控制的。当时，玻利维亚得以谈判达成一项长期协议，向阿根廷不断扩大的市场输送天然气。此后不久，在班泽独裁统治期间，天然气部门进一步扩大，有可能为巴西的新市场提供服务（1972年）。42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初，该行业再次面临投资于勘探和开发新领域的资金短缺问题。随着锡收入的下降、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措施对公共支出的限制，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的库房空空如也（莫拉莱斯，1992年）。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之间为提供天然气而作出的一项不稳定的付款安排意味着，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并不总是收到应得的款项，这进一步加剧了玻利维亚国家油田公司的困境。由于合同安排允许玻利维亚得到“实物”付款，偿还将采取设备、加工燃料或其他投入等形式。由于两国的货币严重贬值和普遍的经济管理不善，跟踪交货和付款情况变得极其复杂。这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滚开，重新开始”事件，当时两国都举手同意用“重新开始”来结账。43

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是介于私人和国家之间对工业进行控制的一个振荡时期。虽然政府从未能够充分加强一家国家油气公司，但因为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对跨国公司的不信任，社会和政治领导人一再倾向于部署资源民族主义思想。与此同时，油气资源丰富地区的地方行为体越来越强大，能够提出将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专门用于区域需求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播下的油气民族主义的种子将在21世纪重新出现，这也是在各区域要求分享收入的背景下出现的。然而，这一次，这些主张也出现在一个以稳定解决为基础的政府背景下，该政府与解决方案的各方（多数是社会运动）以及被战略排斥的派别都有通过谈判达成的关系。正如下节所讨论的那样，这导致油气治理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