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节中，我们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玻利维亚对采矿的控制从国际—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到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到国家控制，再回归到国际和国家资本主义控制，最后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增加的——而且越来越突出的——合作联盟的影响力。这些变化反映了在先前概述的政治解决方案期间发生的更大的发展理念和话语方面的转变：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发展的国家集权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以社会运动为基础的中央集权/资源民族主义。这些变化反映了不同行为体在国家解决方案内影响力和政治的变化，因为他们同时也有助于构成某些特别强大的行为体。这些变化也表明了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19世纪的矿业精英和今天的合作联盟一样，虽然他们的经济权力是其政治权力的基础，但他们也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来保障和增强他们的经济权力。目前的情况是，合作联盟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务实的多元化制度满足了合作联盟的要求，但也允许私人资本共存并有益地参与这一行业。

该行业的变化还反映了通过采矿促进包容性发展的不同模式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在早期，除了通过劳工之外，采矿政策包容性不是很强。随着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的创立，通过寻求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矿工都包容的劳工政策，通过共同政府，通过矿工在官僚机构中担任职位，以及通过政府管理的由玻利维亚矿业公司产生的租金资助的客户计划，包容性发展得以实现。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至少在最初阶段，每种类型的包容性都很有限（很少有工作，税收也很低）。然而，调整之时的经济危机（1985年）为新的包容模式播下了种子。首先，政府将矿业权转让给作为合作联盟组织的流离失所的矿工，为现在成为一个大部门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努力是为了促进有限的经济包容（通过分配采矿权），但这一努力触发了相关进程，最终导致出现了一个要求更大程度政治包容的有组织的部门，该部门拥有相当大的能力（或用可汗的术语，叫“掌握权力”37），对其他行为体、国家精英和国家政治解决方案的性质施加影响。其次，在1985年作出调整的同时，还设立了“社会应急基金”，以便在危机情况下促进非常基本的包容发展。回顾过去，这开创了以基金为基础的社会保障融资模式，自那以后，该模式已成为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政府促进包容性努力的核心。38(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