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到二战后，玻利维亚的采矿业一直被一小群玻利维亚精英家族所统治，他们先是与银矿开采有关（被称为银矿族长），后来在20世纪初被锡矿开采相关的家族（锡矿大亨）所取代。12这些家族越来越多地主导控制着国家经济和政治，尽管方式略有不同：前者有时直接控制总统，而后者通过所谓的“合会（rosca，指的是一个核心圈子）”13及在他们控制下的律师和政客间接和幕后行使权力（梅萨等人，1998年）。与此同时，锡作为一种有价值大宗商品的出现，导致了新矿业精英的崛起。他们比白银精英更有企业家精神，也更自由。更重要的是，锡矿也引发了玻利维亚政治的转变，因为（以锡为基础的）自由党和以拉巴斯为基础的地区利益要求建立一个联邦制系统，从苏克雷的保守党政府那里获得更大的收入共享以及更多自治权。14

锡的生产由三家玻利维亚生产商主导：西蒙·帕蒂诺、阿拉马约斯和霍克希尔德。其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是帕蒂诺，一个白手起家从卑微的出身成为玻利维亚和美洲最富有的人。在鼎盛时期，帕蒂诺的锡帝国控制了全球10%的产量和80%的锡冶炼厂（卡普里莱斯·维拉松，1977年；格拉纳多斯，2015年）。帕蒂诺在查科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存在争议，他借钱给玻利维亚政府，并为战争捐赠飞机。15阿拉马约斯家族是一个古老的白银家族的后裔，在1952年的改革之前一直活跃在采矿业。而霍克希尔德家族是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他们最终离开玻利维亚，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发展矿业。16锡巩固了拉巴斯的重要性和阿尔蒂普拉诺在玻利维亚政治中的中心地位，新的锡精英对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2年至1929年的大宗商品繁荣时期，锡价大幅上涨，国际需求和产量也大幅上升，这些大亨们也因此受到青睐。

锡业的繁荣推动了政府债务的增加。从1900年到1922年，随着政府贷款投资铁路网络建设以支持该行业，政府债务增长了5倍。佩雷斯−卡贾斯（2014年）认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锡精英，并在价格大幅下跌期间迅速降低税率。为矿业行业设立财政委员会的努力也遭到了抵制，但政府只能这样做，并在20世纪20年代对矿业行业征收新税。在铁路、公路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问题上，国家和地区精英之间出现了分歧。经济和政治精英们无法就如何实现经济多元化达成一致，再加上政府财政越来越依赖锡收入，这不仅强化了狭窄的玻利维亚经济基础，而且加剧了国家与地方之间关于预算的争论，阻碍了制度的发展，也破坏了对更广泛发展倡议的追求（奥利维拉和索普，2012年：32—33）。

与此同时，锡矿精英对资本和政治实施着重大控制。17这段时期的特点是，矿工和土著组织不断壮大，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其中一次以1923年令人震惊的恩西亚大屠杀告终），大萧条之后，矿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议越来越不稳定。18政府需要更多的税收来偿还沉重的贷款，包括支持采矿业的基础设施贷款。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建立某种税收体系和财政委员会，“彻底审查了矿业公司的账本，并成功地从其中许多公司征收了大量的欠税”（孔特雷拉斯，1993年：11）。与此同时，1922年至1929年的锡价暴涨，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随着全球市场的崩溃而告终，导致政府引入了一套在矿业公司之间分配出口配额的制度，这使得矿业公司相互竞争，削弱了他们的全国代表协会。最后，尽管享有相对稳定的政治解决，但这一期间的特点是发展结果令人失望。鉴于锡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孔特雷拉斯（1993年：8）认为：

矿业并不是玻利维亚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这主要是因为：（i）政府没有能力从矿业中征收更高的税收，特别是在头几十年，而且没有有效地利用产生的收入；（ii）主要矿业公司在获得巨额利润后，没有在该国投资。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尽管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当税收较高时，采矿作为增长引擎的作用失败了，玻利维亚商业机会的相对缺乏可能是矿业公司决定不在该国投资的一个因素。无论情况如何，在多个角度讲，如今当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政府就如何管理大量但不稳定的资源租金（这一次是从天然气获得租金）进行谈判并寻求将其变成持久和重大的社会变革及发展时，正是这种令人失望的发展幽灵笼罩在政府头上。

这些动态是在一个更为严重的结构性挑战背景下出现的：玻利维亚在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中丧失了沿海领土之后日益孤立，经济增长的前景有限，以及随后和平解决方案强加的限制。19在许多方面，玻利维亚从来没有从这些太平洋港口的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这当然限制了阿尔蒂普拉诺的采矿和其他投资的扩大，同时也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最终向东部转移。20

在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后的大萧条和锡行业危机之后，采矿业进入了深度衰退（怀特黑德，1972年）。在高原地区，农牧生产和采矿的可行性受到了质疑。政府已经开始支持东部低地殖民化及促进商业农业发展，现在就倍加努力了。支持还来自波汉委员会，这是美国政府于1941—1942年派遣的一个政府代表团，他们前往玻利维亚帮助起草经济发展合作战略规划。除了支持现代商业性农业行业的扩张外，“波汉计划”还要求增加东部省份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20世纪20年代，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发现并开发了这些东部地区的油气资源，但后来在30年代被收归国有。油气生产通过私人投资将重新获得活力并产生收入，为政府提供资金，弥补不断下降的矿业行业收入损失。该计划受到了来自东部政治精英的欢迎，也没有受到其他地方精英的反对。几十年来，它为美国向玻利维亚提供发展援助指明了方向，尽管这一愿景中的油气资源要经过60年和另一轮私有化才会完全实现。21(www.daowen.com)

当发展规划人员和一些精英把目光投向东方时，矿业劳工正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和好战，与极左政党和新兴的（中间派）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都有更密切的联系。这种力量为劳工赢得了一系列有利的立法规定，这些规定也增加了矿业的生产成本。矿主和劳工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包括1943年帕提诺卡塔维矿发生的罢工矿工大屠杀。紧随其后的是1944年成立的玻利维亚矿业工人联盟（FSTMB），该联盟随后号召更激烈的战斗，并在1946年通过托洛茨基式的“普拉卡约论文”运动夺取矿山。

玻利维亚矿业工人联盟，尤其是来自阿尔蒂普拉诺的锡矿民兵等激进分子，在1952年4月的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革命成为二战后拉丁美洲第一次“全国—人民”的革命（希尔顿和汤姆森，2005年：42）。这些矿业集团、城市中产阶级改革派人士、激进的学生和拉巴斯的工人组成了一个联盟，迎来了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的政府。该政府推行了雄心勃勃的广泛改革议程。这些改革寻求最终结束寡头特权和权力，尤其是，通过土地改革和将矿业国有化把寡头政治从自然资源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这一时期动员起来的思想，强化了采掘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其影响一直贯穿至今。22

玻利维亚只将锡矿寡头（帕蒂诺、霍克希尔德和阿拉马约斯）的矿山收归国有。其原因是这三个锡矿寡头被视为反爱国主义者，并导致玻利维亚的经济疲软。锡矿大亨们试图与国家合作管理，但这个提议被拒绝了。最终，国家控制了80%的矿业生产（见孔特雷拉斯，1993年）。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政府创建了玻利维亚矿业公司来管理这些新国有化的矿业，并引入了矿业工人与政府联合管理的思想。同时，由于缺少制衡的能力，并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玻利维亚的油气行业重新向外国投资开放。

如果说1952年的革命有效地颠覆了原有政权，那么它也深刻地重塑了农民、土著、工人同玻利维亚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宣布所有的农村工人都是“农民（campesinos）”，并迅速建立了一个密集的农村工会网络（首先是在被征用的土地上，后来是在更传统的社区，特别是在阿尔蒂普拉诺地区）。这些农村工会成为农村人口获得政府服务和项目的工具，其中包括由国际援助新推出的粮食项目。23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社团关系得到了巩固。这种联系远远超过了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政府，在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莫拉莱斯时期重新出现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从此开始，农民成为玻利维亚政治的一个核心行为体。紧随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政府而来的军事独裁统治很快以“军队农民协定”的方式将联盟制度化。

1964年，雷内·巴里恩托斯推翻了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政府，政治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时期。该时期被詹姆斯·邓克利描述为“持续的分裂”（2007年：114）。18年内，有14个政府上台执政，几乎都是军人，几乎都是通过无处不在的“政变”上台的。24值得注意的是，在独裁主义下，保守的右翼人士倾向于与军事政权结盟，而进步的左翼人士则寻求与军队中更进步的军官结盟。由于没有一个政党强大到足以挑战军事统治，对党的忠诚往往变得不可靠和务实（邓克利，2007年：118）。经济管理不善，矿业行业因为工会的压制和缺乏投资或增强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的战略而遭受打击。

军方内部的深刻分歧最终导致了1980年首次选举产生（但软弱）的民主政治联盟的回归，但直到1982年才开始执政。在回归民主统治的同时，拉丁美洲也出现了债务危机，国库空虚，公民焦躁不安。面对陷入危机的社会，帕斯·埃斯登索罗，1952年革命的领导者，现在以老政治家的身份，于1985年当选为总统。他迅速宣布了一项稳定方案，包括一揽子紧急经济措施，以遏制恶性通货膨胀。1984年锡矿市场的急剧崩溃和由此导致的锡矿危机使该国的困境更加恶化。因为锡矿是农村就业和出口收入的关键来源之一。为减少公共开支和对外开放增强竞争力，玻利维亚矿业公司被“分散”到一系列地方区域，并实行了重新安置政策。25玻利维亚矿业公司近80%的员工被解雇，其中大部分是高地的土著矿工。玻利维亚矿业工人联盟反对关闭工厂，并与政府谈判，以维持部分工厂的生产。但这一次，罢工和堵路——这两种方式是以往与政府冲突中经常选择的策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由于几乎没有谈判的余地，农村家庭纷纷前往阿尔托尔和科克巴的城市定居，去查帕雷种植古柯叶，甚至远至阿根廷和巴西。随之而来的采矿业外逃对玻利维亚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表现在前矿工组织“城市委员会”站在2003年格拉德尔天然气冲突最前线的能力上，以及在2012年伊西沃罗塞库雷土著领土和国家公园（TIPNIS）冲突中殖民者家庭（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来自高地的前矿工）扮演的重要角色上。26

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放弃采矿，其中许多家庭同国家谈判，以取得特许权和设备，以有组织的合作联盟继续小规模的采矿活动。这不是一个新的制度。在高地，特别是在波托西省，长期存在着矿业合作联盟。从殖民时代起，矿工们就实践了卡奇（Kachi）制度，即允许矿工进入矿井的某些区域独立工作并分享他们开采的矿物价值的一些安排。27在20世纪，这种方式坚持了下来，并在经济危机时期得到了巩固。分析认为，合作采矿行业的崛起与卡奇（Kachi）的长期存在以及国家对独立采矿合法化有关，该合法化措施由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提出，他是规划部长和实施稳定策略的推行者。事后来看，政府对合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被视为所谓的“通过出口（salida de paso）”——一种从迫在眉捷的问题中务实地退出的做法。这个政策显然不是发展矿业长期策略的一部分，更不是试图去增加普通民众获取矿物资源的机会。合作联盟的组织及为开采转让特许权和设备，至少部分解决了如何处理采矿家庭的问题。它还补充了政府向外国资本重新开放矿业的更大计划，希望重振长期停滞不前的矿业，除此之外，还满足了总统的个人利益（亨德里，2013年；考普，2013年）。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