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解决的角度来解释玻利维亚的历史和当代事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国家政治的本质往往是难以驾驭和容易破裂的（邓克利，2007年）。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平衡对细节的关注和梳理出更大模式的必要性之间的关系，而细节可以揭示出导致新解决方案形成的力量。我们认为，始于19世纪末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政治解决的特点是竞争、不稳定、权力联盟的转移以及根深蒂固的客户主义。

在形成这一解释时，我们借鉴了玻利维亚制度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在他们关于经济发展的殖民起源的著作中，阿塞莫格鲁等人（2001年）探索了一类在16世纪首次被欧洲列强殖民、曾经富裕但现在贫穷的国家“从富裕到贫穷”的轨迹——玻利维亚就属于这一类。为了解释这种“命运的反转”，作者转而分析了欧洲殖民列强在这些背景下引入的各种制度。他们假设，不同的经济轨迹可以通过更仔细地观察殖民时期的社会组织来解释。更具体地说，在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地区，欧洲人引进了“采掘主义制度”4，这种制度倾向于由少数精英控制资源财富；相反，在资源财富不那么明显的比较边缘的环境中，倾向于确保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提供产权（“产权制度”）（阿塞莫格鲁等人，2002年：1235；阿塞莫格鲁和鲁滨逊，2012年）。采掘主义制度被视为投资和经济长期发展的阻碍，因为这种制度允许掌权集团攫取租金并维持权力；而产权制度被视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投资所需的条件。5

阿塞莫格鲁等人强调制度的“粘性”和历史的长期进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他们的论述中，不只是一个路径依赖的建议，因为“采掘主义制度”仍牢牢掌握在少数但有凝聚力的精英手中，这些精英通过长期控制租金，保持着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然而，在玻利维亚例子中，最近的史学研究表明，精英凝聚力和权力的本质更加微妙、复杂，而且可能是脆弱的（巴拉甘，2008年）。经济历史学家何塞·佩雷斯−卡贾斯（2011）认为，“寡头政治”假说没有证据支持。寡头政治假说认为，1880年至1930年间，有一个连贯而强大的精英阶层对国家领土行使霸权。他认为，从谈判和妥协的角度分析权力关系比从统治的角度分析权力关系更有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佩雷斯−卡贾斯详细描述了长期的弱者斗争（lucha de débiles），他们的相对实力和能力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均匀的，通常不足以巩固一个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真正国家级霸权（2011年：99）。他指出，“国家精英”和地方精英在铁路建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明显的赢家和输家（罗德里格斯，1994年，引自于佩雷斯−卡贾斯，2011年：111）。重要的是，这种长期斗争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长期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反过来又抑制了经济行为体的预期，阻碍了投资，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www.daowen.com)

把这些观点综合起来，我们认为，玻利维亚的政治解决和构成采掘主义经济基础联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者首先提出的、后来在共和时期（1825—1880年）6修改的历史制度安排。这些早期制度专注于开采白银，出口到欧洲，结果抑制了与开采无关的其他经济活动。这有助于使与控制自然资源有关的少数精英能够主导国家政治的安排得以延续，即使他们不是从这些制度安排中获得利益的唯一群体。720世纪下半叶在东部低地出现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产生了新的精英阶层，以及一套新的制度安排，这一变化反映了在财政资源的收取、重新分配和使用方面与采矿业实践之间的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