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秘鲁等依赖采矿的国家的命运往往被认为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和资本流动，但本书侧重于政治关系以及国内和跨国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问题。这些互动的结果对采掘业的治理以及国家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秘鲁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在国家的领导下，既有优先考虑初级出口的经济自由化联盟，也有更多试图（但未能）促进更大工业化的中央集权主义联盟。这些不同的联盟大大改变了作为更广泛议程一部分的矿业生产和管理模式。我们还看到，私人行为体抵制国家的政治指令、停止投资、或在政策对他们不利时等待政治潮流的改变。秘鲁围绕采矿治理的权力平衡是不对称的，也是不稳定的。

在整个20世纪，矿业治理中最根本的变革是在威权统治下进行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们几乎没有动力或承诺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进行谈判，特别是在这些群体很软弱和分散的情况下。2001年的民主开放似乎是改变这种模式和改变采矿本身管理方式的有利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秘鲁本世纪在克服其历史上的“资源诅咒”方面在不同层面取得了进展，它利用了全球对矿物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机会，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对所产生的收入实行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下放。

然而，正如我们还讨论过的那样，实施采掘治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冲突，在实践中难以维持。其中一些改革产生或增强了地方利益，容易滋生腐败或独裁行为，有些则产生了新的冲突。例如，采矿税收不仅成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而且被地方和区域行为体视为一项既得权利。然而，地方各级政府和地方政治组织的弱点限制了他们有效投资这些资源、建立联盟和作为中央行政权力制衡力量的能力。这也反映在对大中型采矿的决策集中在中央政府，而移交给地方各级政府的唯一矿业治理职能是管理个体采矿。近年来，权力下放还与旨在缩小秘鲁基础设施差距的各种公私伙伴关系计划并存，但也有人批评称，权力下放可能会破坏加强地方各级政府机构、遏制腐败和强化公民审议公共开支的尝试等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分裂的政治”的背景下（克拉布特里，2011年），技术官僚仍然是秘鲁中央政府运作的根本，这有助于实现比以往时代更加稳定和更有责任感的宏观经济决策（达金特，2015年）。然而，这些技术官僚没有像智利和其他地方的同行那样建立党派关系和掌控权。此外，在全国范围内，技术官僚的权力并不一致，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和技能，这使得他们无法预防或管理社会冲突，尤其是采矿方面的社会冲突。然而，往往是那些住在利马以外、感到被排除在这些年“秘鲁奇迹”之外的人的挫折感助长了这种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往往是通过更暴力的手段进行的，同时也会遭遇来自国家更大规模的反暴力。

秘鲁缺乏更强大和更具代表性的政党和民间社会组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暴力和20世纪90年代对代议制的攻击加剧了这种情况，这些都限制了民主的质量，也限制了精英们商定长期包容性发展模式的能力。经济仍然无法创造更有效的反周期政策，促进更大的生产多样性，并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机会。结果，它仍然极易受到外部市场的影响，新崛起的、在很大程度上非正规的中产阶级仍然容易再次陷入贫穷。那种促进新的矿业生产以维持这些收入的需求——这些收入能够抵消世界价格下跌的影响——也导致了决策者们在环境和社会保障方面倒退，并抵制落实新的权利，特别是土著人民的权利。(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经济的总体方向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有广泛的社会共识，也不意味着统治精英有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采掘活动的动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穷水平的大幅度降低。然而，这并不能有效地在各类联盟、协定或同盟里“容纳”更多的公民，以克服该国历史上的政治不稳定和分裂。在阶级、种族和区域方面，秘鲁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解决方案的主要政党变化有限。

在目前的秘鲁学术界和决策界，人们日益认识到仅以宏观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是有局限的，并认识到有必要更加注重制度的发展和质量（盖齐和加拉多，2013年）。然而，人们对制度背后的权力动态或建立政治联盟和同盟以改变它们的挑战的认识较少。与许多其他矿产出口国一样，秘鲁面临的挑战包括经济多样化和减少非正规经济活动，以及更公平地分配公共投资和服务。这不仅需要技术官僚的政策决定，而且需要更广泛的国家改革，这些改革可以由政治和经济精英推动和维持。在本章中，我们确定了阿雷拉诺−扬瓜斯（2008年）所说的秘鲁国内“双重官僚制度”的起源，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与市场开放和宏观经济稳定有关的部门和机构受益于旨在实现专业化和现代化的改革，而其他长期存在的社会部委（劳动、卫生、教育）以及因国际压力或社会冲突而产生的新部门，如环境部和文化部，仍然缺乏能力来捍卫不受初级出口利益群体欢迎的各项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即使在经历了近20年不间断的民主制度之后，高度的政治不稳定和分裂也阻碍了秘鲁有效制度和长期政策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在国家内部仍然很少有权力能够对行政机构、特别是促进矿业主导的增长的部委进行抑制和制衡。由于没有代表地方范围以外利益的相关组织，为改善矿物治理、管理环境影响和保护人权而设立的机构的效力和合法性受到了限制。相反，最近各届政府对围绕采矿增加的社会冲突所作的反应，其特点是短期措施和武断地使用武力。

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政权和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遗留下来的顽固遗产，也使秘鲁精英阶层对国家长期规划的任何认真努力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意识形态的继承，再加上政治的不稳定，也有助于解释精英阶层为什么会缺乏承诺，因为他们促进专业行政事务或者执行更雄心勃勃的战略以促进经济多样化的能力都非常有限。要制定更广泛的国家现代化和更多地为包容性发展服务的措施，需要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们长期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并且能够抵制那些从现有模式中受益的人的短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