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从关于秘鲁案例的三个一般性问题开始。如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所反映的那样，什么时候有政治重新调整和解决的时期？这些解决方案如何影响了秘鲁矿产资源的治理和开采？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矿产开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包容性发展模式？

第一个问题主要在第二节进行了讨论，我们确定了三个广泛的时期，这些时期具有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对于经济模式的发展和关键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至关重要。三个时期分别是非常长的寡头统治时期（1895—1968年），以及我们称之为国家集权主义的第二个时期（1968—1990年），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尽管社会和经济压力各不相同，但我们认为，每个时期都反映在特定的国家建设模式和主导经济模式中。然而，面对全球市场力量以及新意识形态趋势和被排除行为体动员的压力，本章讨论了每个政治解决方案是如何失去力量并最终发生根本改变的，以及哪些群体是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哪些群体是出局的。

这些安排是如何形成秘鲁矿产资源治理和开发模式的？正如第三节所讨论的那样，寡头统治时期是与用于农业的土地开发和劳动力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而秘鲁精英将矿产资源的控制权让给了拥有必要资本的外国（主要是美国）公司，以开发大型矿藏，并最终建设和管理大型露天矿业务。几十年来，大地产，或大农场，与矿业飞地并存，国家从税收中受益，而劳工权利则是逐渐引入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城市和农村工人、农民社区和新兴中产阶级的需求，已经增长到足以挑战这一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了。

如果不研究这一先例，就无法理解第二个政治解决时期（1968—1990年）的矿业治理。武装部队革命政府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明确承诺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增强民族资产阶级的能力，扩大国内市场，这是当时秘鲁广大民众阶层所共有的目标，当时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矿业部门的所有权和管理，以及广泛的土地和劳工改革。然而，秘鲁军方和私人投资者结成联盟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大多数大型采矿业务都集中在国有企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该部门20年来的所有权构成，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种所有权模式在同样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转变中被废除。(www.daowen.com)

在第三个阶段（1990年至今），大规模采矿转移到私人、主要是跨国公司的手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新的军事和文职精英联盟将秘鲁的国家改革设立为一个彻底自由化的格局，并在恢复民主（2000年）之后保持了自由技术专家治国的赋权。然而，由于围绕扩大采矿运营的冲突不断加剧，而且由于实行了一些改革来制止这种冲突，例如采矿税法，权力的平衡仍然较不稳定。近年来，国家进行了与环境管制和承认土著权利的政治有关的制度创新，这在不显著改变采矿所有权和治理模式的情况下引入了制衡机制。

第四节讨论了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即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采矿和包容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认为，三个跨领域的因素——国家软弱和政治支离破碎、私人资本的权力和跨国公司的力量——帮助解决了克服围绕采矿在发展中的作用而引起的社会冲突以及维持更多采矿治理改革等方面的困难。本节最后讨论了这些动态如何最终制约当代秘鲁包容性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