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秘鲁中部和北部高地的银矿开采主要掌握在国家所有者手中，这一活动帮助秘鲁从太平洋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然而，国际价格的波动和货币格局从白银向黄金的转变，消除了国家白银生产商的主要国内市场（索普和伯特伦，2013年）。此后，开始了一个非国有化进程，同时出现了铜作为一种国际需求的矿物，其生产需要注入大量资本和技术，而当地企业家和国家都无法提供这些资金和技术（德乌斯图亚，1995年；波托卡雷罗，2013年）。

数表2.2　国内生产总值和采矿国内总产值变化，秘鲁，2001—2015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BCRP（2017年）的数据所作的阐述。

数表2.3　矿物出口值（百万美元）和占出口总额的份额，秘鲁，2001—2015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BCRP（2017年）的数据所作的阐述。

政府直接政策和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国家精英也鼓励了非国有化，洲际海运的创新和向中部高地最重要的采矿中心修建铁路的举措更是促进了非国有化（米勒，2011年）。1901年，一项新的自由采矿法为外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规定了平等的条件，赋予了投资者对土地和底土资源的财产权（废除了350年前西班牙对底土的国家所有权的殖民传统），并批准冻结了所有以出口为导向的活动的税收（贝克尔，1983年）。

据一位为本章接受采访的秘鲁历史学家称，这是为了向私人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因为在此之前的几年里，交战的军事独裁者们利用国家权力通过征用来获得资源（另见孔特雷拉斯和奎托，2009年：208）。

数表2.4　采矿税收收入和份额（百万努埃沃斯契底），秘鲁，2000—2016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SUNAT（2017年）的数据所作的阐述。

通过这些措施，美国拥有的秘鲁塞罗德帕斯科矿业公司（CPMC）通过向当地投资者购买现有的中小型矿山以及从秘鲁业主那里购买大量土地，以及购买其他采矿公司和冶炼厂的股份，并参与1904年从矿山修建一条铁路线等手段，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种塞罗德帕斯科矿业公司（CPMC）积累的权利和资本使得各届政府难以规范该公司的活动（克莱恩，2004年；索普和伯特伦，2013年）。(www.daowen.com)

经过1895年至1929年间的矿业生产的快速增长之后，这种繁荣随着大萧条而停止（塞米纳里奥，2014年）。然而，外国矿业公司的产量对该国仍然很重要，从1929年占矿物出口总额的97%到1939年的79%（索普和伯特伦，2013年）。在此期间，国内资本家开始开采其他比铜更重要的矿物：首先是黄金，然后是铅和锌。与商业捕鱼和棉花生产一起，这一主要为中等规模的采矿业帮助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支持国内矿业的复苏，包括让秘鲁人优先获得非特许权金矿（直到1936年），1941年成立国家矿业银行，向秘鲁矿商提供信贷，以及引入价格和进口管制（多尔，1986年；奥尔雷戈，2012年）。在此期间，秘鲁还出现了沿库斯科、普诺和马德雷迪奥斯河岸进行手工开采金矿的初期阶段（帕卡斯，2012年）。

在短暂的民主开放（1945—1948年）时期，政府还引入了一个新的劳工权利框架，包括承认工会和更多有利于工人的解雇和退休程序，这有助于加强矿工联合会和其他劳工团体（克鲁伊特和维林加，1983年：72—75）。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大公司倾向于积累和保留最大的矿藏和广阔的土地，国内矿业的扩张受到了限制。虽然秘鲁公司的财务状况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再次改善，但铅和锌——秘鲁投资者开采最多的矿物不利价格条件也会阻碍国家工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是秘鲁大型外资矿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与全球采矿业的技术进步以及更有利的政府政策（如降低税率）有关。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将军（General Manuel Odría）领导的军政府在商界的压力下，为了投资当时主导国际铜业的大型露天采矿来取代地下矿山，废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入的保护主义措施。如果没有这项技术，秘鲁的铜生产竞争力就会降低（多尔，1986年）。

根据1950年新的“采矿法规”，与美国拥有所有权的公司签订了两项主要的露天采矿项目合同。第一个项目是与马尔科纳矿业公司（MMC）于1952年签署的，目的是在南部沿海启动一座铁矿的开发。第二个项目是与秘鲁南部铜业公司（SPCC）于1954年签署的，目的是在塔克帕纳再往南开采一个铜矿。这两项交易都带来了新的采矿业热潮，增加了出口，给外国资本带来了重大利益。到1960年，三家最大的美国公司占了矿产总产量的73%（索普和伯特伦，2013年）。然而，在这一时期，秘鲁也出现了一些中型矿业公司，尤其是阿里亚斯−巴伦斯公司，贝纳维德斯集团和毕加索公司（贝克尔，1983年）。

正如第三节所述，20世纪50年代后期，围绕土地改革和国家对自然资源主权的要求，社会动员变得越来越强烈。中部高地采矿公司拥有的土地是抗议的主要焦点。曼努埃尔·普拉多的文官政府与当时被取缔的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即所谓的“Convivencia”）结成了一个广受批评的联盟，该政府对此反应谨慎，创建了一个土地改革和殖民研究所（IRAC），该研究所专注于旨在为未来改革奠定基础的研究。政府还在北部沿海的钦博特港建立了一家钢铁厂，主张生产工业化，并在同一地区启动了商业鱼粉工业的开端。然而，利润最丰厚的采矿项目仍掌握在外国手中，采矿税率仍在20%左右，民族主义势力认为这一税率太低（孔特雷拉斯和奎托，2009年）。

在费尔南多·贝朗德更具改革派政府的领导下，采矿税率提高到了48%，这引起了有影响力的矿业利益集团的反对，声称现行采矿法保障了他们的税收稳定（亨特，2011年）。与此同时，议会设立了官方委员会，调查马尔科纳矿业公司（MMC）和秘鲁南部铜业公司（SPCC）涉嫌的超额利润汇回的问题。这些措施反映了政府为加强对外国资本控制所做的努力。

在此期间，矿业生产又有了一次大幅度的扩大，主要是秘鲁南部铜业公司（占矿物总产量的40%）和马尔科纳矿业公司（占22%）的大规模经营以及秘鲁塞罗德帕斯科矿业公司（占27%）业务的扩大（索普和伯特伦，2013年）。然而，尽管世界铜价在20世纪60年代上涨，但在该行业没有进一步的重大投资，这显然是因为持有储备存款的公司过于谨慎，希望国内政治状况会有所改善。图2.1显示了能源和矿业部在1967年认为是潜在矿区的所有矿藏的位置，其中绝大多数矿藏当时尚未开发。与此同时，亚马逊的小规模黄金开采在此期间继续增长，自1950年以来，在特许经营权和获得矿业银行融资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国家支持（帕查斯，2012年；托里斯，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