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21年脱离西班牙独立以来，秘鲁的特点是中央政府薄弱，控制其国家领土和维持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限。独立的早期几年表现为巨大的不稳定特征，强大的领导人（caudillos，元首）及其相关的“客户群体”之间存在分歧，并担心土著人民会对他们的土著土地被剥夺、被迫劳动和沉重的税收负担作出反抗（帕雷德斯，2013年）。此外，新的政治当局往往愿意将经济权力让给外国利益集团，包括英国商业机构、债券持有人和外国承包商，这些外国承包商以海鸟粪的形式争夺有利可图的硝酸盐矿藏，或在秘鲁沿海岛屿上积累海鸟的粪便，这些东西被广泛用作肥料（斯莱特和索弗，2010年；亨特，2011年；帕雷德斯，2013年；索普和伯特伦，2013年）。

由于缺乏统一的国家和强大的执政联盟，秘鲁在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输给邻近的智利，失去了主要的南部领土（富含这些硝酸盐）。正是从这场战争之后的危机中苏醒，秘鲁第一次获得了稳定秩序的表象：“贵族共和国”（1895—1919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个主导的寡头政治，具有自由的经济取向和选举产生的文职政府，尽管存在高度限制的投票权和人格主义的精英政党。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出口的扩大和多样化，包括石油、铜和银，有大量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那些来自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投资者。

1919年，贵族共和国让位给了进行长期威权统治的总统阿古斯特托·勒圭亚（1919—1930年），他做了许多重要的努力来加强国家官僚机构，包括建立中央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以及主要在海岸建设大型灌溉和交通基础设施。在1920年的宪法中，勒圭亚还对土著社区给予法律承认，并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土著事务机构（the Dirección de Asuntos Indigenas）。然而，以土地为基础的寡头政治保留了对国家的巨大控制权，并继续控制着大片国家领土。因此，尽管有亲土著的言论，该届政府还是通过了一些法律，强迫数千名土著男子从事公路建设中的强制无偿劳动，而高原地区大地主的半封建工作条件依然存在4。

这一政权还加速了秘鲁对外国资本的开放和控制。勒圭亚亏欠美国银行巨额债务，以支付他的公共工程费用，并聘请美国顾问在战略领域工作，同时允许普遍的腐败现象持续存在。秘鲁公司的英国业主被授予铁路永久控制权。然而，1929年的大萧条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人和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受到生活成本上升和基本商品短缺的最大打击，导致劳工抗议活动增加。1930年，勒圭亚在指挥官路易斯·桑切斯·塞罗领导的军事联盟的要求下被迫辞职，后者随后以微弱优势赢得1931年总统选举，因为遭到了主要反对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的挑战。

因此，秘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头100年，它的经济主要是以自由为导向，从太平洋战争中恢复过来后，则主要是以各种初级商品出口为导向。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沿海寡头的手中，通过与高地土地所有者（或gamonales，加莫纳莱斯，“地方领主”）的普遍共识得到其支持，并充当外国资本的中间人（布尔加和弗洛雷斯·加林多，1979年；克拉伦，2004年）。大量人口继续被排除在充分的公民权利和出口繁荣的利益之外，包括土著人民和不断扩大的城市工人阶级。

由于城市的扩张，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秘鲁出现了现代工会和两个基本上秘密运作的群众性政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社会主义党。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美国在拉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大幅扩张，双方都对美国帝国主义和在秘鲁主要作为飞地运作的外国公司的存在提出了批评。然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最终将在冷战背景下与经济精英阶层和美国利益集团结盟，而社会主义党将在其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塔吉去世后成为亲苏联的共产党。(www.daowen.com)

在经济萧条时期，国际环境对在秘鲁进行的大规模外国投资不利。外部需求的收缩使各国政府在扩大中产阶级和内部市场以及扩大保健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背景下，为民族工业提供了更大的动力（孔特雷拉斯和奎托，2009年；索普和伯特伦，2013年）。在这一时期，拥有国家资金的中小型矿业公司开始发展更多的项目。然而，经济多样化的进展是有限的，外国资本家仍然控制着大规模的矿业经营。群众性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或控制，除了短暂的“民主之春”（1945—1948年）外，一位文职总统是在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结盟的情况下当选的，但很快就被军事政变和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将军领导的新联盟赶下台，该联盟非常重视外国投资，特别是在矿业领域（波托卡雷罗，1983年）。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由外国支配出口部门为主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精英共识开始面临更大的挑战。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上述共产党将由其他民族主义和改革导向的政党以及更激进的左翼团体和游击队运动加入，这些运动是被越来越多的农民对土地改革的要求以及古巴革命和其他第三世界经验所激发的。1963年，秘鲁民众行动党（AP）的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当选，这似乎标志着新的政治调整，以支持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进行民主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然而，由于在奥德里斯特民族联盟（UNO）5中的右翼亲寡头势力和在国会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APRA）领导层之间务实联盟的强烈反对，这一承诺失败了。通过对公共开支行使否决权，APRA—UNO联盟束缚了行政人员的手脚。与此同时，农民组织对土地改革进展缓慢感到不耐烦，在左翼游击队的支持下，开始强行占领安第斯高地的土地，军队被派去残酷镇压他们（克莱恩，2004年）。

在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建立的全球背景下，秘鲁的石油储备仍在美国企业手中，成了相当受欢迎的国家控制需求的对象。贝朗德的现代化项目包括从美国拥有的国际石油公司（IPC）手中收回对该国北部油田控制权的历史性协议，这被称为“塔拉法案”，该法案于1968年签署。然而，谈判中由于缺乏透明度成为本届政府的突破口。1968年，由胡安·维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率领的军队中的一个团体远离了寡头的利益，并将权力夺取到了自己的手中，成立了秘鲁军队革命政府（GRFA）（斯特潘，1978年；科利尔，1979年）。

虽然这一章节涵盖了很长一段时期，从1895年到1968年，但是我们选择把它看作是一种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从土地寡头持久的经济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土地寡头对关键制度的控制，以及它阻碍社会和政治改革能力的角度来看。在这一时期，掌权的精英们关于发展的主流思想基本上是优先考虑包括矿物在内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且这些矿物主要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然而，我们也确实指出了这一时期的变化，即国家机器的增长和争夺权力的新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的出现，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者的想法侧重于加强国内市场和强化国家对主要出口部门的控制。这类行为体在1968年以后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