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一种方法论来解决这些研究问题方面有两个出发点。首先，人们深信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验对彼此有很大的贡献，而且两大洲的比较工作既宝贵又有效。我们的团队成员在跨区域比较方面具有富有成效的经验。当在政治、经济和后殖民背景上明显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还出现相似性时，这就意味着对讨论的现象存在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当存在差异时，对分析人员的挑战是用系统的比较来梳理政治经济学与被研究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为什么这些关系在不同的空间中有不同的结果。鉴于《有效国家和包容性发展倡议》（ESID）（本书是该倡议的一部分）是由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的，因此，该项目主要倾向于将重点放在非洲和亚洲国家。然而，我们认为，拉丁美洲在自然资源治理方面悠久的和陷入困境的历史使其成为当前研究话题的一个重要案例。此外，我们还认为，拉丁美洲与非洲之间的比较分析对这两个区域以及更广泛的自然资源治理和政治解决方案都有关键的见解。我们开始了这个致力于提升跨区域学习价值的项目，结果使我们进一步相信这一信念的有效性。

第二个出发点是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正如我们上面2.1节讨论的那样，这个项目的动机是超越政治解决研究的民族主义方法论，并认识到其他政治行动和谈判规模的因果重要性。然而，如果我们要挑战民族主义方法论，就必须在国家层面的重点范围内探讨其他规模的重要性。此外，尽管我们对政治解决与资源开采治理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多规模办法，但我们仍相信国家规模的重要性。因此，国家层面的分析显然是企业分析的适当切入点。

那我们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确定有比较意义的国家。这使我们把重点放在玻利维亚、加纳、秘鲁和赞比亚。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是因为它们在政治和自然资源方面有某些总体上的相似之处，同时也表现出具体的差异，可以进行两两比较。这四个国家都是中低收入国家，尽管它们的相对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这四个国家没有一个经历过极端程度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的特点是可持续地进行盗贼式的自然资源开采6。它们都有很长的硬岩开采历史，其中三个国家有近期的油气开采历史（赞比亚例外）。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历史既有殖民历史，也有后殖民历史，这意味着这些经济体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初级商品的开采，尽管各国之间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同。此外，每个国家都经历了随着时间的变化采掘业治理模式所发生的变化，这使得分析这些转变的程度可以用全球趋势和思想、国际商品价格或国家和地方政治关系来解释。同样，这四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国家政治变化，包括单个领导人、机构或政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以及其他以更多的精英之间和民主竞争为特征的时期。这使我们得以研究这些政治变化对采掘业治理的影响，并比较主导政党/领导人政权的情况下和精英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权情况下的不同采掘业治理形式。(www.daowen.com)

在设计我们对这些国别进行研究的方法时，我们对历史在政治解决中的重要性的信念也对我们如何确定主要分析单位产生了影响。我们选择了所谓的“长时段”关注，因此决定对玻利维亚、加纳、秘鲁和赞比亚的每一个国家，将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开始我们的分析。7虽然我们的时间范围不像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这一术语的起源地——经常采用得那样广泛，但我们的动机是同样的信念，即许多思想、结构和关系的变化非常缓慢，如果要了解四个有着数百年采矿历史但发展成果令人失望的国家中采掘业的治理情况，就必须抓住这些缓慢的历史。对变化缓慢的这种关切在我们看来也与政治解决的概念是一致的。事实上，正如将在后面各个章节中明确得那样，我们最终确定了这些政治解决的一些元素，这些元素已经被证明对长期的变化具有很高的抵抗力。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分析单位就是一个世纪左右的国家历史。为了分析这个时间框架下的政治解决方案和采掘业之间的关系，并保持国别分析具有比较性，我们的办法结合了以下要素。第一，文献综述是构建政治解决历史叙事模式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关国家层面的研究是基于四个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历史的其他研究文献。第二，我们对关键信息提供者进行了几轮采访。这些信息提供者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政治和采掘业治理之间关系的参与者和观察者的组合。被采访者从前部长和当选官员到社会运动领袖和矿工不等。8在每个国家，我们还利用了最近在我们参与其他研究的资源开采地点进行的实地研究。第三，在每个国家举办了专题讨论会，参加者包括研究人员、民间组织成员、采矿公司代表和从事采掘业治理工作的公共部门行为体。9这些专题讨论会对完善我们的解释和论点十分重要。我们还提出了研究报告，以供在会议和研讨会上提出反馈意见。第四，国别分析的草稿已广泛分发给专家们10进行批判性的评论，这些评论帮助我们完善了我们的论点并处理我们可能错过或误解的关键主题。第五，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五个人分布在三大洲。为保持研究的可比性、并允许每个人都投入到每个国家的分析中，我们需要进行流畅的沟通。在项目的不同阶段，我们收集了国别研究的专题讨论会版本，并试图综合出新的研究结果。我们五个人一起举办了两次专题讨论会，我们还分组举办了另外三次专题讨论会。在最后一章，我们将回顾这些方法论的选择，并思考它们对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