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我们的意图是采用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既抓住了有关自然资源治理的政治和制度方面现有文献的关键见解，又是建立在这些文献基础上的。我们同时提出一个更明确的类型学和分析框架，以帮助把建立权力和政治作为中心重点，而不是把制度作为中心重点。同时，本书试图从几个方面深化政治解决框架。

第一，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我们认为，当前的任务不应仅仅是运用政治解决视角来理解自然资源，而且还应探讨这些自然资源本身的性质如何影响其治理方式以及如何影响围绕和推动这种治理的各种政治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将自然资源的视角与政治解决的角度相提并论，并从矿产和油气资源的重要性这一假设出发（巴克与布里奇，2006年；贝宾顿，2013年b）。这种物质性是很重要的，因为矿床的质量影响到资源商品化和盈利的潜力，而且这些资源有特定的地理分布。这些分布与其他地理和历史因素（人口、领土主张、流域、土地利用、城乡和中心—周边关系等）相互作用，并以影响围绕资源开采和政治行为体出现的激励、思想和利益的方式进行。

第二，本书对理解政治解决的规模和空间给予了明确的关注。虽然我们毫不怀疑，支配政治解决分析的各种国家一级的关系确实是理解这些解决方案的性质以及它们与自然资源相互作用的方式的关键，但是我们认为，政治解决方案需要被理解为从地方到跨国的一个规模化进程的产物。我们也认为，自然资源的物质性和政治经济学使地方行为体和跨国行为体都成为构成政治解决方案特别有力的参与者。(www.daowen.com)

第三，本书恢复了历史和历史敏感性在资源治理的政治方法中的重要性。大多数关于政治解决的著作，特别是也涉及包容性和发展政策和（或）问题的著作，往往集中在最近的时期4。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解决思想所依据的一些形成性文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涉及较长历史时期的进程（诺斯等人，2009年；可汗，2010年；阿塞莫格鲁和鲁滨逊，2012年），5卡尔关于比较石油国家和政权更迭的著作也是如此（1997年）。处理历史问题的理由不仅是要“更充分地说明”各种进程，而且要表明这一历史在理解当代安排和政策选择方面是如何重要的。一项较长期的历史分析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资源治理安排改变或不改变的条件；当代精英和被排斥派别的性质和起源；他们掌握权力的相对弹性；以及历史是如何被铭记的（贝宾顿，2013年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