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掘业在包容性发展方面面临着特殊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和小规模开采矿业的情况除外——开采矿物、石油和天然气的活动取决于权利、资源和技术专长的显著不对称。采掘业的资本强度要求精英们能够控制或获取数十亿美元或者至少数亿美元计的投资基金。与投资相关的技术产生的工作岗位的数量越来越少——并显示出在提高职业安全的精神下（通过减少风险区域的工作岗位的数量）更多地使用机器人来运营矿区的趋势。采掘业的环境和社会影响集中在空间，导致这些影响暴露出空间不平等的现象。由采掘业产生的租金可能非常大，但首先由两组行为体控制：公司和政府税务当局。由于这些不同的原因，任何基于资源开采的发展模式都是一种补偿模式（古德纳斯，2012年；贝宾顿等人，2014年）。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补偿那些固有的原始不平等现象的模式，它以转移的形式使用补偿来抵消这些不平等和不对称现象，并寻求发展。这些转移可以采取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公共社会保护方案、损失赔偿、土著和地方发展基金、向受开采影响地区的地方各级政府或酋长的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因此，与资源开采有关的很大一部分包容性发展——如果有的话，是通过补偿来实现的（汉弗莱斯·贝宾顿和贝宾顿，2010年）。

值得指出的是，“包容性发展”这一概念本身意味着另一个不对称现象：即把其他世界纳入发展所界定的世界。对于大多数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前提是，农村的穷人们希望更多地融入到一个由增加收入、消费和能获得基本服务所界定的世界，并强化对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制度的参与。但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实现的状态。事实上，一些批评采掘业经济的作者认为，包容性发展的概念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它拒绝承认——或至少不承认——替代本体论的有效性（布莱泽，2010年；扬帕拉，2011年；古德纳斯，2014年；德拉·卡德纳，2015年）。这些作者可能争辩，任何包容性发展的概念都应通过诸如“祝你好运（土著语buen vierr）”“很好（土著语vierr bien）”和“美好的生活（土著语sumak kawsay）”等概念加以考虑和取代，这些概念强调与其他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而不是收入、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愿望。至少在安第斯国家，这类作者会争辩，应将采掘业主义和以其为基础的任何发展视为具有破坏性的殖民主义，因为它需要通过掠夺和世界的消失，才能进入底土（无论这些是山地世界，还是森林世界：德拉·卡德纳，2015年；德斯科拉，1996年）。在这些读物中，强化的包容性发展不是目标，而是寻找不同世界之间的共同存在模式，这些世界既相互连接但同时又有分歧（德拉·卡德纳，2015年）。(www.daowen.com)

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采取的办法。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必然拒绝这些作者的论点。相反，这是一个一致性的问题：政治解决方案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主义者的语言，因此，只有在现代主义者承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坚持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在我们寻求评估政治解决方案与采掘业治理互动的方式以及这种互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或减少包容性发展时，我们侧重于包容性发展的过程指标。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做法不是通过增加收入和消费或增加获得服务的机会等证据（尽管我们包括其中一些数据）来衡量采掘业对包容性的影响。相反，我们通过采掘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参与机会、被用于增加社会支出预算、导致地方各级主管部门的预算增加、创造了扩大优质就业的新劳动力市场和提高了穷人权利的地位等方式，对包容性发展进行了评估。因此，为了保持对制度的重视，我们的重点是采掘业在多大程度上加强或削弱了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所谓的“批判性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待包容性发展，即重视解放、进步和权利的观念，同时也允许对这种愿望应该采取的形式进行普遍的重新解释（比如皮特和沃茨，1996年；皮特和哈特威克，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