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罗斯（2015年）的话来说，“资源诅咒可以定义为一国自然资源财富对其经济、社会或政治福祉的不利影响”（第240页）。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这一“诅咒”的性质和存在的辩论一直是讨论采掘业治理的主导框架。这些辩论围绕着这样一种观点展开：依赖自然资源开采的国家（特别是矿产、石油、天然气和木材），其增长指标与经济更加多样化、并与呈现更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家的增长指标相比，并不见得要好（盖尔布，1988年；奥蒂，1993年；萨克斯和沃纳，1995年）。还有人认为，依赖采掘业的经济体在减贫方面不如多元化经济体有效（罗斯，2001年b），“自然资源财富往往对国家治理产生不利影响”（罗斯，2015年：239）。关于存在“资源诅咒”的说法迅速激起了一些主张相反观念的文献的出现，或至少认为资源依赖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模式（戴维斯，1995年；戴维斯和蒂尔顿，2005年；国际采矿与金属理事会，2007年；布鲁恩施韦勒和布尔特，2008年；戴维斯，2009年）。在这场辩论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统计方法、指标选择、时间范围等方面的争论。讨论表明，界定和衡量“资源依赖”或“制度质量”的恰当指标是多么困难，这就使得就其中一个指标对另一个指标的影响建立因果关系具有挑战性。指标定义和计量方面的类似问题也适用于在讨论资源诅咒时传播的其他术语。

随着辩论的进行，他们不再就油气和矿物对发展“好”还是“坏”发表强有力的声明，转而承认与采掘业财富有关的多样化结果以及解释这种多样性的各种努力（贝宾顿等人，2008年；索普等人，2012年；罗斯，2015年）。最常见的情况是，制度质量被确定为这些多样化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使制度正确”成为“摆脱资源诅咒”所作努力的中心目标（汉弗莱斯等人，2007年）。作为作者，我们认为采掘业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主导制度的性质有关。然而，我们还要指出，依赖资源的发展往往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并受到一系列病态的困扰，政治力量的平衡对制度的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制度又影响自然资源对发展的效果。我们首要关切的是，了解政治、自然资源和制度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间的相互作用而发展，以便找出有助于我们将这些关系理论化的共同点。

我们已经找到一些关于资源依赖型发展的政治驱动因素的文献，其中一些发表在“资源诅咒”文献之前，而有些则是作为此文献的一部分出现的。特别重要的是特里·卡尔（1987年；1997年）的早期作品，这些作品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石油出口如何影响政治、民主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富足悖论》一书中，卡尔从她关于委内瑞拉的长期经验性研究以及其他依赖石油和矿产的国家的经验中获得了灵感，超越了“政治重要”的一般说法。相反，她认为，精英们在历史的一个阶段所达成的协议和进行的谈判，包括他们是否对从资源开采中获得的收入作出决定以及如何作出决定等，都深深地影响了此后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选择。她仔细研究了20世纪下半叶委内瑞拉关于石油开采收入的决定，并论证了这一决定如何影响委内瑞拉在一段时间内建立民主制度的能力。特别是，她还证明了石油的丰富性与存在严重腐败但脆弱的制度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篇著作展示了外部因素和行为体在石油出口国政治中的分量，以及如何从这些资源中赚取丰厚的租金来“操纵”国内协议的制定，通过收买持不同政见者来使他们保持沉默。然而，当这种做法不再起作用时，这些收入往往被用来建立军队，使用武力排斥和镇压反对派。当然，她的分析也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最初的交易之外并受到政府对采掘业依赖的负面影响，这种协议的制定会如何瓦解。当结构性的不平等不再被再分配政治所掩盖时，事情就会分崩离析。在许多方面，卡尔的著作不仅是分析性的——而且还是极具预言性的，当然对委内瑞拉来说更是如此。

石油的政治意义也是迈克尔·罗斯（2001年a，2012年）和蒂莫西·米切尔（2012年）贡献的核心。罗斯（2001年a；2012年；2015年）认为，与开采其他矿产资源相比，资源诅咒式的结果与石油依赖有更系统的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石油价格的波动。然而，罗斯特别强调石油资源是掌握在私人手中，还是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国有石油公司成立以来，石油开始对民主的深度和质量产生更系统的负面影响。国家所有权为精英们提供了特权工具，可以将石油政治化——无论是通过将收入用于政治赞助、缔结条约或私人利益，还是通过将石油控制作为谈论帝国依赖和资源主权的隐喻。他认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发展效果都是不利的。对于米切尔（2012年）来说，其重点大体上取决于碳的控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石油也具有不良的政治影响。这些不良的政治影响源自石油开采和运输的资本强度，这意味着石油倾向于对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利，而不是对有组织的劳动力有利。此外，石油引起了与东道国关系密切的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注意，他们共同削弱了他们所寻求的石油矿藏所在国的国家主权和监管制度。石油带来的不良政治后果在迈克尔·沃茨关于尼日尔三角洲的持续工作中也占据突出地位（沃茨，2004年a，b；沃茨与卡什，2008年）。沃茨坚持认为，任何试图理解石油、政治、暴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关注“石油如何成为政治行为的成语，因为它已被嵌入到已经存在的力量、身份和权力形式的政治景观中”（沃茨，2004年b：76）。他证明，这种政治景观的特点是长期的殖民主义历史、独立后建国、地方权力，以及由地方与本土化形成的身份认同。因此，推动石油治理的这一类政治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源。(www.daowen.com)

尽管也认同政治在决定自然资源财富与发展之间关系中的中心地位，鲁滨逊等人（2006年）追求一条与沃茨完全不同的分析路线，一条专注于政治动机而非历史的分析路线。他们通过正式建模来分析，在模型中，政治领导人以继续掌权为目标来计算如何使用采掘业收入。他们认为，这些计算导致政治当局过度榨取资源，以便为保留权力的战略提供资金。尽管在资源繁荣的背景下过度榨取的动机会减弱，而利用资源购买政治支持的趋势则会增加，导致公共资源在整个经济中分配的效率进一步低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发展的后果都是不利的，因为财政资源没有投资于那些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行业。然而，作者认为，这种影响程度有多大，则取决于制度的质量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领导人不合理分配国家收入的倾向。作者的框架当初没有提供衡量这类制度的质量的工具。

有关自然资源开采政治的文献的其他部分探讨了活动团体和社会运动的政治战略（基尔希，2012年；贝宾顿和伯里，2013年；李，2015年），国内冲突的出现（勒比隆，2005年；科利尔等人，2009年）和学术参与政治（库曼斯，2011年）等。然而，卡尔、罗斯、沃茨和鲁滨逊等人所做的先行工作为我们在这项研究中奠定了工作基础。他们的见解清楚地表明，达成政治契约的精英战略深受自然资源收入的影响，随后构成了在政治和政策上的回旋余地。沃茨和卡尔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历史是如何的重要，沃茨提请人们注意思想和文化领域在影响围绕资源收入的政治行动方面的重要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罗斯和鲁滨逊等人——都强调，无论谁拥有资源（国家或私人）都会左右资源开采对政治的影响。就像他们的作品所处的许多更广泛的文献一样，每位作者都表明，制度对采掘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卡尔和沃茨还暗示（尽管语言十分不同），必须用解释政治和自然资源之间更广泛关系的同一概念来解释这种制度的性质。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建立一个框架来分析政治、采掘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然后才引入“制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中介变量。这些制度本身就是它们所要调解的、必须在历史上加以考虑的同样关系的产物。

在以下各节中，我们通过利用政治解决方面的文献，来制定一个处理这些关系的框架。我们建议，这一框架需要扩展早期关于自然资源治理政治的工作。它将重点放在权力和精英关系上，用这些政治关系来分析制度，并解释从国家精英契约以及地方和跨国行为体的战略中产生的制度和政治变革的推动因素。这样，该框架就与最近的其他工作趋同，这些工作更明确地寻求超越资源诅咒文献中“制度”这个重点，而侧重于形成制度的政治联盟和想法，以及它们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例如波蒂特，2009年；希基和伊扎马，2017年；莫汉等人，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