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开采矿物、油气和其他自然资源1长期以来一直是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核心。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期的经济都是如此，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对这些资源的利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开采的经济意义可以通过石油、天然气和采矿在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公共预算中所占百分比的数据来量化（莫斯利，2017年）。相反，采掘业对“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贡献就更加不确定，尤其是因为这些术语的定义根据分析人士强调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环境正义、性别平等或人权和公民权利等目标的程度而不同。甚至那些主张采掘业在经济发展和减贫方面发挥作用的人士也认识到，其结果往往也是不明确的（戴维斯，2009年）。这些意见促使人们对造成此类失望情形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大量讨论，就如何改进资源开采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以及如何管理围绕全球采掘经济产生的重大宣传和社会冲突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罗斯，2015年）。

关于如何更有效地管理资源开采的许多讨论都强调了制度和治理的重要性（卡尔，1997年，2007年；汉弗莱斯等人，2007年）。有大量采掘活动的经济体，其发展成果往往令人失望，原因是在对采矿和油气的投资增长之前及投资增长期间存在“差质量”或“薄弱”的制度，以及日益增长的采掘经济对制度质量的不利影响（韦伯−法尔，2002年；鲁滨逊等人，2006年；汉弗莱斯等人，2007年；戴维斯，2009年；罗斯，2015年）。这种以制度为中心来解释业绩不佳的做法也意味着，许多改革建议都强调需要建立新的、改进的和强化的制度。提议建立的制度种类多种多样，往往取决于评论者最迫切的关心点是什么。这些制度可包括：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的制度和程序；管理资源租金而不扭曲激励措施的主权财富基金；从地方各级政府监督到全球《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的透明度制度；在价值链上和利益相关者之间重新分配利益的税法准则2。虽然这些建议各有其逻辑，但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产生这样的制度变革、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这些变革并有效地发挥作用，他们则说得比较少。

无疑，任何具体的分析或宣传行动都能实现相关目标，但仍然必须探讨影响自然资源治理的制度出现的条件。关于制度变革的文献表明，政治、思想和官僚因素都可能会起作用（马奥尼和西伦，2010年）。虽然这方面的许多文献援引了变革的外生驱动因素，但驱动因素也可能是制度及其管辖的地理和社会单位等内生因素（贝宾顿等人，2008年；马奥尼和西伦，2010年；奥斯皮纳等人，2015年；贝德蒙等人，2015年）。无论驱动因素是否主要是外生的或内生的，历史的初期形式可能会影响这种过程出现的可能性和形式（马奥尼和西伦，2010年；索普等人，2012年；贝宾顿，2013年b）。(www.daowen.com)

本书综合分析了随着时间变化和在不同地理环境情形下对采掘业治理制度变革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所获得的教训，以及这些治理安排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包容性模式的影响。本书特别关注制度变革的政治驱动因素。我们当然不是第一个进入这一领域的人，已经有了不少富有说服力的探讨采掘业治理政治因素的学术文献（例如，卡尔，1997年；利思，2003年；勒比隆，2005年；鲁滨逊等人，2006年；拉詹，2011年；米切尔，2012年；罗斯，2012年；达金特等人，2017年）。我们的预期贡献是从这些作者那里汲取见解，并探讨通过一个理论框架来阅读资源开采的政治著作可能会得到什么，这一理论框架产生于政治解决和国家发展轨迹的相关文献（希基，2013年；希基等人，2015年）。在本导论的其余部分，我们讨论了如何利用这些文献，介绍了书中涉及的问题，描述了我们研究的方法，并简要介绍了其余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