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意外收获，一篇时评引得赴疆干部关注

本人也爱撰写、发表关注民生的经济杂文和时评。每次给党校退休干部讲课后，就从讲稿中抽出一部分整理成文用于公开发表。仅上海《组织人事报》就发表了10篇，内容都是为老百姓说话。其中《建小康要关注几个百万人》《警惕知识贬值复归》《警惕价值判断标准的剧变》等被《报刊文摘》《改革内参》《新疆日报》等摘登。《警惕价值判断标准的剧变》一文讲到与当今社会上大学生中流行的“到机关去”的行动口号正相吻合。如果把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以来指导人们行动方向的口号加以汇集，那么可以归纳成题为《到哪里去》的一组资料，从中发现人们的社会价值判断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将半个多世纪来指导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行动方向的口号辑录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0世纪60年代，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0世纪70年代，到农村去，到贫下中农掌权的地方去；

20世纪80年代，到深圳去，到特区去；

20世纪90年代，到外国去，到三资企业去，到最能挣钱的地方去；

新世纪的今天，到机关去，到最能够运用权力的地方去。

种种迹象表明，一旦社会价值判断发生变化，荣辱观、权力观、知识观、名利观、爱情观等都会跟着发生变化。从乐于奉献社会到追求金钱权力，价值判断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其原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遭到忽视有直接关系。因此，今天更加需要强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阻断价值判断标准发生剧变。这篇时评被《新疆日报》^[2]的编辑相中刊登了。也许，该报编辑部就有当年的热血知青，读了《到哪里去》的资料后感想联翩，因为资料内容正与党风廉政建设相吻合，所以在理论版显要位置予以转载。

2.一组专题性的“政治经济学”杂文，打动出版社编辑并写进内容提要

复旦大学出版社在本人专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探索》的内容提要上特意指出：“在经济时评篇中，作者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谈古论今，对假冒行为、红包、容貌歧视、妒嫉等社会问题进行剖析，既见深刻，又富生动，读来饶有趣味。”我把自己的这本新书分送给了许多同事，以在征求意见的同时交流见解。

3.著名经济学家亲自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探索》作序

为本书作序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老院长洪远朋教授。洪教授的“序言”对本人的治学态度、工作经历、论文特色、创新理论、文学修养等，都有客观评论。洪教授指出：“文如其人。善于观察与思考的学弟对现实经济问题兴趣浓厚。文集中有不少反映现实经济问题的观点、提法、概念和概括，确有创见……要是把这部文集冠名‘现实经济学’，我以为颇为合适。

“所有制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基本问题。学弟偏重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因此收入文集最多的是这类论文，并且渗透于其他篇目之中……

“能够从比较中推导出经济公式，是学弟论文的又一特色。现状与历史、中国与外国、理论与实际、论证与举例、穷人与富人、学问与权力等，从不同视角所做的鲜明对比……显得明快简练，节省文字，这得益于独到的见解、扎实的功底，以及运用自如的文字功夫……能够概括出诸项经济公式并且经得起推敲，这要读多少经典文献呀！

“撰写经济散文是学弟文集的一个特色。文集收录了12篇经济散文，包括杂文和时评，展示了敏锐的观察、活跃的思路、流畅的文字、严谨的逻辑、明快的语言，短小精悍却能切中时敝、鞭辟入里，灵活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一针见血地揭露社会不端行为……把经济学理论工具用活了。凝聚其中的是对草根阶层的关注，隐藏背后的是对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对法制经济的渴求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热爱……受学弟散文启发，可以概括出一则其经济散文的公式：分析入理、脍炙人口的经济散文=理论功底+洞察敏锐+文字功夫+逻辑思维。”

洪教授的切实概括，水平极高。

4.下放山区期间，有空就读《资本论》

1970年，我被作为“臭老九”从福州市下放至闽北山区邵武电厂供电所，临行时带上了所有藏书，一本不拉。下放改造五年多，有空就读《资本论》，积累卡片。当时想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趁着年轻记忆力比较强的时候多学多记经典著作，做些卡片，会受益一辈子的。有几个青年工人笑称我为“教授”，未料一语中的。1973年5—6月，正值梅雨季节，我随二十多位电工师傅一同到顺昌县上山住工地，白天骑自行车带箩筐到几十里外渡河为食堂买菜，雨天路滑，上下河岸渡河时的艰辛可想而知。晚上给大家讲述有关马克思的故事，受到师傅们的好评。有空也一起上山，亲身感受“晴天一身水、雨天一身泥”的外线电工生活。闽北盛产木材，临行时增加了两个书柜。多年以后，看到影片《天云山传奇》中一个右派知识分子在山区茅草房边牛车场上读书的情景时，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顺昌县山里的那一段难忘经历，流下了热泪。

5.家庭藏书中最珍贵的要数《资本论》

我的书斋里6个连体书架共36个书柜放满了藏书，每格放三层书，可谓“顶天立地”“两竖一横”“重重叠叠”“里三层外三层”并不为过，有照片为证。藏书中最珍贵的就数11种不同版本的《资本论》，包括马恩全集版、马恩文选版、法德文版中译本，还珍藏了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初版由上海读书书店于1938年出版，并于1948年由哈尔滨光华书店再版的《资本论》，上中下三卷红色布面精装，弥足珍贵。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收藏了一部苏联1949年出版的俄文版《资本论》，以便通过比较和分析，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奥秘。

要读通读懂俄文版《资本论》，需要借助一部收词宏富、解释详尽的《俄汉大词典》。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时，一度“买书难”，这一愿望难以实现。到1983年，我已经到杭州师范学院（今杭州师范大学）任教，离故乡上海虽比原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近了些，但妻儿都在上海，那时月工资才六十来元，两地分居无形中增加了家庭开支。杭州冬天比上海更冷。为了御寒，好不容易我积蓄了20元钱，打算买件驼毛背心好在冬夜单身宿舍里挑灯夜读时穿上御寒。一次前往解放路百货商店，途经外文书店，无意中看到书架上陈列着新到的《俄汉大词典》，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毕竟碰上好书的机会少，而御寒替代品多，于是用原计划购买驼毛背心的钱买了一部很有分量的《俄汉大词典》，借助《俄汉大词典》查到了俄罗斯人对“小康生活”的通俗理解——“三菜一汤的生活”。原来，“小康生活”是有国别差异的：中国和西班牙均为“可以过得去的生活”，美英发达国家为“相当不错的生活”。借助它，最近还查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误译，应当是“社会所有制”。受于光远先生从德文、英文考证的启发，我查证了苏联于1949年出版的俄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最后一个自然段，发现也是用的“社会的所有制”，或“社会化财产”（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ъ）。“Общественная”依次含有社会性、团体性、公益性，社会的、社会中的、公共的意思。“公共的”与“社会性”同义，并非指“公有制”。可以肯定地说，《资本论》德文原版、英文版、俄文版所使用的关键词都很一致。笔者还查证了1963年人民出版社郭大力、王亚南的中译本，该版本是根据德文原本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3卷及英译本对原译文又作了一次校订，也是用的“社会的所有制”，忠实可靠。唯有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改译为“公有制”，显得缺乏依据。我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出版于1974年，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把理论搞乱不无关系。要是当初没有这一误译，那么人们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也许就不是“大、公、纯”了，三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也许会小得多。塞尔维亚即前南斯拉夫，所使用的就是“社会所有制”，他们走向市场经济比我们容易得多。一个误译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实在是难以估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阻力和艰巨，绝不是用钱所能衡量的。社会科学之价值可见一斑！

6.撰写论著持之以恒，与我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许多激励有关

（1）将来也要像姜老师这样讲课，争取做个经济学家。

爱好源于启蒙。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受到复旦大学预科老师的影响。1958年从上海市高桥中学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复旦大学工农预科（附中），预科主任姜拱绅先生兼任班主任。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理论功底深厚，讲课出神入化，遣词准确幽默，声调铿锵有力，举例善用文学语言，形象讲课中体现理论见解。授课不看讲稿，讲授富有节奏感，如同行云流水，感染力强，往往让学生抱怨“下课铃声打早了”，也让学生懂得经济学专业不是算账打算盘的。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像姜老师这样讲课，争取做个经济学家！由此，成为后学选择经济学专业深造的第一推动力。先生体胖怕热，夏天始终手持大蒲扇，一边讲课一边打扇，一边走路一边打扇，上下楼梯也是每走一步打一下扇，成为一个显著特征。后学拟了一首选择经济学专业动力诗——怀念恩师姜拱绅先生。

树木树人五十载，哺育弟子逾八千。举手投足皆学问，衣着无华大蒲扇。(www.daowen.com)

授课富有穿透力，昼夜守望盼成才。两载胜读二十年，师恩难忘恩师情。

（2）头脑里要经常带着问题，是历史老师教导的治学方法。

上复旦大学预科时，西南联大出身的历史课老师黄世晔先生（后来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知识渊博，见解丰富。他告诫同学们：“头脑里要经常带着问题，问题就是问号，‘？’就是钩子，把所遇到的资料挂上去。时间一长就会形成观点写出论文来。”半个多世纪来，这个方法我一直在应用。黄先生还教导学生要有先贤文天祥那样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精神，爱国爱学问。

（3）做学者一定要树立“剽窃可耻”的道德观

大学里，讲授《资本论》的老师多次讲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花了40年时间，从搜集资料到定稿出版，工程浩大；凡是引用他人的观点，马克思都要注明原文出处。因此，撰写论著必须亲自搜集资料、做笔记做卡片。不能代劳、不能抄袭。捉刀代笔是懒汉行为。剽窃更是不劳而获的、虚伪的、造假的、非常可耻的劣迹，因此比小偷还要坏很多倍，小偷仅是为了谋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马尔萨斯是个“剽窃能手”，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3]。在马克思那里，学术剽窃是不可谅解的可耻行为。多年来养成了习惯，撰写论文是我的最大爱好，也不怕被妒忌。马克思所引用的佛罗伦萨大诗人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去说罢”被我用来时时激励自己，坚持为真理而奋斗。如今，但丁的格言已经成为正直学者们的自勉语：“人生一条路：走自己的路。”

（4）吴斐丹先生叮嘱，只要勤奋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学术成果。

吴先生是外国经济学说史专家，民主人士，掌握5国外语，既是教育家，又是翻译家，著名经济学家，当年教授我们外国经济学说史。我担任课代表，同吴先生的联系自然较多。一次到府上，先生高兴地拿出剪贴起来的两本文集，讲起20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时靠写稿维持生计，留下了近二百篇文章的故事。他还介绍了重要方法：盯住现实经济问题，长期积累资料，就一定会出学术成果。我当即既好奇又敬佩，从此下决心多写多练，梦想将来像吴先生那样成为斐声学界的经济学家。不久政治运动来了，此事被揭发，成为我“接受资产阶级教授影响”的重要“罪状”，以致毕业时连著名《资本论》专家、系主任张薰华先生的“好眼光”也输给了“天天讲”，成为不能留校任教的“充足理由”。在那个年代，这件事情竟然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往事如烟！

（5）大学毕业典礼上，班主任宋海文先生的教诲常在耳边缭绕。

宋先生是民主人士，一般不讲话，但讲话不一般。1965年毕业典礼上，他告诫同学们：“你们走上工作岗位后所拿到的工资里面包含有买书订报的钱的，因此工资是不能吃光的。”50年来，宋先生语重心长的话语一直在耳边萦绕。所以，直到现在，我除了订报，还经常上书店购买书籍阅读。先生的教诲指导我不断看书学习，争取业务不断长进。穿旧衣服是生活朴素，但不读好书就会变得不学无术。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离不开每天看书读报长期积累资料的基础性工作。宋先生的话语影响着我的学术生涯。

（6）不要计较讲课酬金多少是复旦大学名师陈观烈先生的告诫。

陈先生是著名货币银行学教授，早年留学哈佛大学，学富五车，厚积薄发，文章精炼到无法找出多余的字符，讲授时善于将理论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一次在陈先生府上，他告诫我：“外单位请你讲课，讲课费给多给少你不要计较。”先生的教诲是无价之宝！听先生的话，我坚持课前莫讲价，课后不嫌少。近几年我还多次给校内退休干部、校外街道的干部们义务讲课。做学者决不做“课商”！

（7）大学教师成为名家的时间，多在60岁以后。

20多年前，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孙志尚老主任，是位革命老干部，为人厚道，乐于助人，每次帮助人都能够帮出成果来。每当获悉下属发表论著，他总是感到很高兴，尽显老干部的气度。他告诉教研部同仁：“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师成为名家的时间，都是在60岁以后。”60岁以后才能有希望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我借以作为座右铭自我激励，因此退休以后开展经济理论研究坚持不懈，围绕一个中心课题——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每年写出几篇论文，深信一定会有长进，半个世纪前“将来也要像姜老师这样讲课，争取做个经济学家”的宿愿，退休以后争取能够如愿。十多年前，我开始担任上海市经济学会所有制结构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和同仁们一起钻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重点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2015年6月还应邀到浙江省参加“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发展民营经济高峰论坛”交流发言，万言论文也很快被杭州市委党校学报所刊发，并被上海的刊物转载。我深知，论著是“硬件”，胜过任何游说、红包和关系。发表论著所传播的时空距离远胜于录音机。论著比金钱重要得多，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8）“凡成才者无不靠自学”，于光远先生给我的题字是激励。

1984年夏天在兰州参加讲习班，于光远先生讲学休息时给我的题字是：“凡成才者无不靠自学。”这句名言既是激励，也是教导治学问的方法。几十年来，我最崇拜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是于老，不但学习他的观点，引用他的例证，还领会他的方法论。于老一生经历坎坷，屡次遭到冤枉批判，但他照样胸怀坦白，不向权贵低头，坚持探索科学真理，终于成为大家，写出38部专著，是名符其实的“著作等身”，赢得广泛尊敬。这样的人才，真正是难得。

（9）出版著作发表文章决不能“搭便车”。

非常敬佩厦门大学《中国经济问题》杂志编辑部的一款“硬约束”：“来稿凡是两人以上署名的，一律不用。”这说明“搭便车”行为、好名者强制署名行为，在那里是找不到门的。我因此盼望全中国的报刊都能够做出这样的规定来，那么论文质量就会更高，文风也会和畅起来，有助消除“论著署名者第一是领导，第三才是真正的作者”的状况。企图借搭便车取得“硬件”实现提职提级的门也就堵塞了，无疑是有助廉政建设的一项良策。

（10）向大专家学习治学理念，做学问没有“捷径”可走。

著名《资本论》专家、福建师范大学陈征先生的治学理念是：围绕一个方面的经济问题，每年发表几篇论文，持续几年就是一本文集；长期坚持下来，就可以有所建树。陈先生既是老干部又是大专家。另一位著名《资本论》专家洪远朋教授指出，要争取在经济研究的某一个方面取得发言权。不但要做经济学家，而且要做著名经济学家。因此我坚信：专家必须有专著，有专著者才能成为专家；经济学家都是亲自写出来的。天下哪有企图不下工夫就成为专家的！

7.写出好文章要有几个“不怕”

发表论文是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为了持续写出论著，体会到要有几个“不怕”。

一是不怕论题困难。要有清官、画家、书法家郑板桥先生所说“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劲头，研究问题要点点滴滴潜移默化，撰写论文要年年月月坚持不懈。

二是不怕被人妒忌。被人妒忌，说明确有可以被“妒”之处。一位哲人说过：“不被嫉妒的人是庸才。”嫉妒者自己恐怕就是庸才了。美国学者发现嫉妒有黑、白两类，白色嫉妒以超越为目标，有助激励上进，是价值规律作用的一个结果；而黑色嫉妒以破坏为目的，这种人心里阴暗，似乎与心理学所说“黑暗性格”——具有滑头、自恋、冲动、喜欢追求刺激、爱撒谎、冷酷以及善于玩弄权术等性格特征有关。有研究报告称，如果这些不良品格在某个人身上表现得过于极端，这个人会变得不合群，受到大家冷落。被人妒忌，既是来自背面的表扬，也是一种压力，具有激发作用。本人必须做到的是：“充耳不闻妒忌声。”

三是不怕被歪曲造谣。制造谣言的人心理阴暗，见不得阳光。根据戈培尔“哲学”，谣言要重复一万遍才会有人相信，造谣显然是很累的。“人生不过八十万小时”哪！没有必要为这类小人之心去浪费时间。“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的古训表明：不会写文章的同行最容易产生妒嫉心。遇到这类小事，就像蛛丝碰脸一样只要抹一下就过去了。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四是不怕稿酬少到不够买方便面充饥。撰写论文是对事业的追求，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资本论》影响人类历史，马克思成为千年伟人，但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稿费还抵不上写作期间的雪茄烟钱。在我看来，今天的稿费当中是不包含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揭示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也许是用于购买笔墨纸张和饮料之类的。但是，只要有论文面世，价值也就凝结其中。论著的价值是无法用“钱”加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