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村建设五缘文化^[29]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年代，江西省都昌县，借助苏东坡的千年古诗名句“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赢得官司，争得对鄱阳湖的所有权，实证司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密切。把五缘文化研究，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推及以闽台五缘文化研究为重点，又推及今天新时代乡村建设五缘文化，是经历了一系列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建设五缘文化是服从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最终服从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因此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值得长期坚持研究。

2.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的素质

封建社会的强盗还有“八不抢”的规矩，欧洲人口贩子有“不卖母亲”的行规。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人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文明程度，要求具有平等观念、法制意识，要求人际关系上的透明度大于潜规则，透明度日趋提高，而潜规则渐渐减少。文化素养体现在各类人的活动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行为举止都能够反映出人的素质。仅举“中国大妈”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妈”大跳广场舞，因此争地盘、扰民。广场舞跳到莫斯科，影响红场秩序；“中国大妈”为抢先进入超市买得便宜品，不惜半夜排队、清晨扒门潜入，在柜台上使出浑身解数，你推我搡，挤伤断骨的已非孤案；“中国大妈”在宾馆里、邮轮上抢吃食物的照片流传甚广；“中国大妈”在国外为争买最后一袋奶粉而发生打斗，丢了人格国格。要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是绝不会发生如此“挤抢扒打”之类野蛮行径的。如今“中国大妈”这一新词已经进入英语词典，尚不清楚褒贬。倡导乡村建设五缘文化，对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不言而喻，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趋向完善。

3.乡村建设五缘文化受制于社会生产发展水平

毛泽东说得好：“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30]人类的生产活动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由于我国所经历的农耕时代十分悠久，新中国就是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20世纪50年代初消灭200多万个封建地主，并不等于封建思想意识行为就此终结。农业起源于7 000～10 000年之前，迄今我国的农业生产力仍然以手工劳作、半机械化为主，农业高度机械化作业尚处样本阶段，距离美国、德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无疑，当下乡村建设五缘文化是建立在以手工劳作、半机械化为主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产物。”^[31]所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正确指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最基本的国情是：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强调的是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长期性，突破了百年设想。”既然，发展和提升社会生产力是“长期的”过程，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需要经历“长时期的”的阶段过程，那么改变今天中国乡村的农耕生产状态也必然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的，因此乡村建设五缘文化是动态的、层次逐渐提升的、不断推进的。

4.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仅以乞丐为例。外国乞丐往往以杂耍、弹琴演唱等作为乞讨手段，中国乞丐则大多手持木棒乞求施舍，两者乞讨工具的差别也体现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阶段性以及人文环境。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文化的制约作用十分巨大，而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同样鲜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带来了农业连年丰收，很快丰富了城乡市场，促使取消粮票、布票成为现实，人们终于得以吃饱穿暖，进而又为发展旅游文化扫除了衣食障碍。不可想象，穿着打补钉衣裳、饿着肚子的人怎么能够出门旅游。近年一些地方所热衷的“赌博文化”“蟋蟀文化”以及冒牌假货市场之类，并不能提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环境文明，反而败坏诸项文明建设，已是不争的事实。(www.daowen.com)

5.今天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是乡村振兴

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中的头等大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产量为471千克，包括种子粮、饲料粮、工业用粮和口粮在内。相比于40年前人均粮食产量不过240～300千克，无疑是取得了历史性巨大进步，但是距离粮食“过关”即人均占有800千克为起始点的国际标准尚差41%以上，当年进口超过1亿吨，其中大豆有9 000万吨，是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同年美国的粮食人均占有量为1.3吨，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如果计算中美两国的粮食人均劳动生产率，那是一个相差几百倍的数据。体育运动也是文化，是“物缘”的一个部分。一个规律性现象是：人均占有粮食产量高的国家，畜牧业就发达，国民的体质就更加强壮，体育运动水平就高，国际比赛上最有代表性的金牌收获就多。瑞典科学家研究发现：高水平的体育优秀选手，需要从祖父那一代就是身体强壮的开始造就。

6.乡村建设五缘文化与妥善处理“三农”问题关系密切

无农不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直接关系粮食安全、市场供应、工农业商品交换、社会扩大再生产、农民安居乐业、基层政权建设、农村文化生活、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都把人的生存需求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毛泽东时代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时代强调“无农不稳”；十九大政治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显然，乡村建设五缘文化，有助于妥善处理“三农”问题。“民以食为天”，如果一个人吃饭是生活，那么全国人民的吃饭就是政治。基辛格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五类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从马斯洛理论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人的五层次需求中，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需求^[32]，其中以“食”为先。通常，人对食物的需求量是最强烈的。只有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有可能产生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文化需求。因此，我们不能忘记：今天中国粮食还没有过关。进口粮食数量要是占到20%，就是踩了警戒线，需要警惕帝国主义卡我们脖子。

7.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失地农民基本权益亟待关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地区正在发展小城镇，大城市正在建设卫星城，城市化正在有序推进，2018年城市化率达到59.58%，比1978年的17.8%每年提升1.044 5个百分点，成绩显赫。诚然，距离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超过70%的城市化率的起始点还有很大空间。但是，今天遇到了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失地农民基本权益遭到侵害的问题，并且已成为乡村建设五缘文化的一个障碍，亟待消解。笔者以上海市郊为例，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