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要是征地制度和资金融通制度严格了、透明了，高薪养廉形成制度体系了，地方干部的产权意识增强了，惠及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跟上了，城乡差别明显缩小了，收入悬殊状况就能得到缓解。总之，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比较周到缜密了，前述诸如此类的恶性案件也就会得以避免。

解决问题的治本办法当然是经济性的而不可能是暴力性的。为此，首先要从公布官员财产制度入手惩治贪官污吏，以平民忿。今天世界上有96个国家把官员申报公布财产写入法律。作为被国际上公认为“终极反腐利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彭真同志于1993年提出建议书，到2010年6月中央决定实施，经过16年时间，终于向公布财产制度迈出了一大步。作为一项补充，笔者建议划一条线，规定凡新任官员必须公布个人及家庭财产方可上任。

二要切实改变垄断行业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状况，以显著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让背离了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得以回归。2006年至今，国务院有关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六易其稿，2010年又被“退回修改”，不知何时才能协调妥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烟草、水电供应等国有垄断行业中833万职工的工资收入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5%，他们的平均工资等于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数的14.06倍。平安保险高管年收入达6 000万元，相当于职工平均收入的几百倍。他们的确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这类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不正常状况再也不能任其继续存在了。

三要全面执行已经出台的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法律条款，而不宜搞“法律条款政策化、愿景化”，让早已成为法律条款的内容变成似可任意揉捏的东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劳动合同法》中早有规定，但在起草中的《工资条例》中再次被定为“制度”，实属倒退。要是切实按早在1993年出台的《教师法》行事，遵守第25条有关“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略高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的法定标准，由于仅就这一法律条款所涉及的就超过1 500万名“各级各类学校”的城乡教师，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若能依法达到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那么城乡居民高低“两个10%”人口的收入差距倍数就会明显缩小，过高的基尼系数就可以得到有效改善，这无疑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可以取得立杆见影效果的一项经济措施，带来优于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效应。到2010年6月初，已知有14个省市决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幅多为15%，用心良苦。但是分析表明，在不控制10%最高收入群体实际收入水平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依然会拉大，基尼系数还是会持续升高。因为高收入者增收的绝对值是最低工资标准增幅的N倍。假设低收入者月入从1 000元增加15%后为1 150元；而高收入者从10 000元增加5%，月收入达10 500元，二者的收入绝对差从9 000元扩大到9 350元。结果按绝对值计量的基尼系数又上升了。显然，要是采取上例所举的比例对收入分配实行“限高提低”，结果是背道而驰的。

四是实行阳光工资。劳动者应当充分享有国家主人翁的权利，有权了解有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差距、工资与物价状况等基本数据；享有有关择业自由、人格尊严、收入数额、充分休息等体面劳动的权利。目前，同是防暑高温补贴费，烈日下作业者仅为在空调室工作人员的1/N；同是小车司机，报酬竟取决于坐车人的身份地位；大学教授收入竟不及供电所抄表工和高速公路收费员，存在“科级研究员”绝不是笑话。(www.daowen.com)

总之，富豪与暴富、富豪与土地、富豪与信贷、富豪与贪官，以及劳动者尊严等，都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绕不过去的现实难题。

其实，收入分配悬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高层领导早有觉察。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诸如工资总量控制、发动向贫困地区和灾区募捐、建经济适用房、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加强审计、实行储蓄实名制、拟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严禁买官卖官、严查官员腐败、反走私、反洗钱、收缴非法枪支刀具等。公安部门查缴枪枝弹药，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破获刑事案件，为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

2010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年5月，中国政府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公报中做出承诺，将逐步提高居民消费部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年2月至4月，温家宝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与新华网网民对话以及在两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提到了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提出需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今年以来，《人民日报》已经连续发有关财富分配问题的通讯，反映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者和劳动工资问题专家学者的见解，为走出收入分配困局提供思路。目前中国的财政实力已经足以解决这一难题。因此，笔者对解决社会收入分配悬殊问题充满信心。

（原载《供销合作经济》2010年第3期，原标题为《收入公平事关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