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入春以来，在福建、广东、江苏、山东、黑龙江、陕西等省接连发生砍杀无辜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的恶性血案，凶手将无怨无仇的弱势群体作为报复社会的直接对象。肇事者既非盲流，也不是精神病患者，也有别于“还我清白”一类冤假错案当事人，显然与生存问题有关。伦敦大学理查德·威尔金森教授尖锐地指出：“社会问题频发的地域往往是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地方。”^[2]

社会问题的根源总是存在于经济生活当中，往往与收入分配有关。国家统计数据表明，2003—2010年，工资涨得最慢的是工薪阶层，而涨得最快的是公务员，来源于寻租的以实物、购物卡发放的“灰色收入”既不纳税，也无法监督，年绝对额达4万—5万余亿元。同时，失业人数和失地人数在上升，城乡差别在拉大。著名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不公平。其中，收入差距扩大尤为突出。(www.daowen.com)

笔者以为，个人收入悬殊导致心态严重失衡，私有产权遭到严重侵犯而申冤无门，终于酿出亡命之徒。其经济逻辑为：收入差距悬殊、公民权益遭到严重侵犯—生存出现困难—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心态严重失衡—走上暴力犯罪道路。收入分配上，无论是搞平均主义而丧失效率，还是收入差距过大而破坏公平，一旦超越大多数人的承受底线，就容易发生命案，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