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令人困惑，值得关注，引人深思。

（1）为什么国企效益依然不高？相对于其他所有制，国企所拥有的资产数量、贷款数额、工程技术人员数量，占有的地理位置和占地面积，足以让其他所有制经济单位羡慕至极，这是所有制倾斜和所有制歧视并存作用的结果。至于通过改变统计口径所提高的经济效益，并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笼统地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公有资产统计为公有制，与“控制力”理论相悖，是不懂股份制的表现。

（2）为什么苏南模式演变成了温州模式，而不是相反？上海市郊的乡镇企业也大多卖给了厂长——享受优惠价为80%，一次性付款再享受优惠价80%；外高桥开发时，一些生产队拿到卖地收入后，在“三个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幌子下，分给农民的很少——每劳动1年给200元，集体留得多，为的是日后干部私下多分。

（3）为什么产生了一批在公有制问题上的两面派官员？随着公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所讲的“公有制主体”仅成一个口号，或者成了目标模式。以致强调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缺乏底气，拿不出坚实的统计数据。

这些问题与斯大林的所有制教条有关。斯大林的所有制教条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得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公认并加以奉行。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高级形式公有制（由国家代表），集体所有制=低级形式公有制；私营经济=资本主义；个体经济=资本主义尾巴。有的教条已经被破除，但有的还相当顽固，特别是“全民所有制=高级形式公有制（由国家代表）”这一教条，以致带来了几个难以破解的问题。

（1）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受到威胁。在今天的中国，有的人在口头上最坚持公有制经济——可以随意挥霍公有资产的贪官污吏，这种人是两面派。这种人对当今中国社会是最危险的。当年苏联的官员就是这样的人，剧变前80%的官员声称拥护社会主义，剧变后80%的官员宣布拥护资本主义；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笔者理解，讲话的实质是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前几年是造舆论：自由、平等、民主是普世价值。强调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建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国家，首先要做的是公布官员财产，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监督官员，媒体可以批评官员。像今天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0.4%的人口掌握全民财富的70%，证券市场上的6万亿元当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5千亿元，4 000个外逃官员卷走5 000亿元国家资产，等等这类状况，就不允许存在，将会有一大批贪官污吏被绳之以法。

（2）贪污腐败大多产生在公有制经济当中。跨国公司对中国行贿的对象都是大型国企。在今天的中国，在口头上高调反对贪污腐败的——是陈良宇之流。贪污下限放大一万倍可以不判死刑。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布制度是世界通则。在我们国家公有制主体的基本制度下，在官员基本上从公有制经济当中产生的背景下，官员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公有制的条件下，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布制度，不但应当而且必须，理论上说更加容易实行。但事实上，17年过去了，关键的一步即公布官员财产还是难产。今天居然有90%以上的官员反对公布财产制度！因此，怎样坚持公有制主体，成了一个大问题。据世行（2006年）报告，中国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新贵家庭”数量占中国家庭数的千分之一，掌控全国财富的41.4%，是财富集中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可见，官员公布财产制度难产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重庆市文强贪污的钱藏在湖底下，被老婆揭发。浙江一县委书记贪污大案靠工作组调动初恋情人才打破僵局。腐败分子是非常虚伪的人。今天有98%的贪官“包二奶（二哥）”。以致有人讲新时期的女性要有几种本领，什么“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炒得赢股票，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关键是“斗得过二奶”。贼喊捉贼。反对腐败叫得最响的就是贪官污吏。类似文革中有人自己是叛徒，却说这个人叛徒那个人叛徒一样，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上海世博会以后给官员送礼发展为要有“三手”：拿得出手，不会烫手，爱不释手。

（3）国有经济演变成为权贵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滑向权贵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上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则后果严重，一会影响社会稳定，二会改变公有制性质。眼看着基尼系数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今天已经越过0.5，让少数权贵享尽奢华，今天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占世界消费额的27%，位居第二，估计今年会升为第一。但是有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从2003年着手搞到今天，还是拿不出来。中石油、中石化是产出高官的垄断性国企，居然可以勾结起来通过制造油荒要挟国家发改委同意涨价。发改委只能调控绿豆、大蒜之类的价格，而对石油涨价显得无能为力。

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要不要加以保卫？怎样才能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笔者以为，需要来一轮新的思想解放，彻底破除斯大林的所有制教条。应当把《资本论》当作解剖市场经济的专著来读，而不再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来读。《资本论》分析的是早期市场经济，但有关股份制的论述表明，其中已经预见到现代市场经济将是混合经济。《资本论》中有关国家垄断资本的论述提供了支持；现代企业制度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马克思有关信用制度造成了股份公司的论述就是一例。“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公司的企业。”

因此，关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必须考虑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而不是抽象地谈论“结合”。企图把二者的优点予以相加往往不切实际。20世纪30年代，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曾经收到美国著名舞蹈家邓肯的求爱信。邓肯在信中写道：假如你我结合，那么结合的产物——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像你一样聪明，像我一样美丽。萧伯纳回复说：这个结合的产物，很有可能像我一样丑陋，像你一样愚蠢。邓肯的美好设想也许只是阳光下的泡沫！今天，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和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教科书当中。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从《资本论》当中可以找到破解依据。当然，今天也有少数属于例外。有的人读《资本论》是为了弄清楚老板是怎样剥削自己的，潜伏着某种不安定因素，如有些农民工；上海有的动迁户对上门做工作的干部责问：“有没有读过《资本论》？”那是为了要用级差地租理论来抬高动迁费用。当然，上面所指的这两种人读《资本论》的目的，只是少数。我们是要把《资本论》作为解剖市场经济的专著，寻找破解公有制改革难题的金钥匙。2010年出版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为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了权威性教材，也为今后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创造了优越条件，若像五十年代一样形成干部学马列著作的热潮，不仅有助于端正党风，而且可以从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典原著中寻求理论依据，用来帮助破解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难题。

（根据2010年11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资本论》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原载《供销合作经济》2010年第6期）

【注释】

[1]李青主编：《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与政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33页。

[2]徐峰驰编著：《中国新时代的财富英雄十大首富》，中国商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83页，第311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11]《2007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

[12]陈宝森：《当代美国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13]汪政伯等编写：《国外合作社概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14]靳辉明、罗文东主编：《当代资本主义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15]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16]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7]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6页。

[18]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9]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20]本文荣获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上海市社联庆祝大会一等奖。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9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34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25]马克思说：“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用工人，转化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用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26]参见拙文《试解马克思“8倍于本人劳动”的论述》，《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30]1851年8月11日左右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6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评为“公有制”。

[3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31页。

[34]1918年12月全俄国民经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对经济生活的改造中，要求在生产中抛弃过去私人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最终消除货币对经济因素的一切影响。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文确定：“苏维埃政权的现时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依靠银行的国有化……来扩大非现金结算的范围和准备取消货币”。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军事共产主义正是甩开商品和货币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好时机。还有人主张，国家通过余粮征集制，把农民的余粮征集起来分配给各个工厂，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参见邓加荣：《孙冶方传》，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39—340页。）

[35]见[俄]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洪刚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www.daowen.com)

[36]引自《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262页。

[37]1978年王震以副总理身份访问英国。有人问及访英感受，王副总理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见辛子陵：《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3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42]同上书，第123页。

[43]同上书，第138页。

[44]同上书，第149页。

[4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

[46][英]戴维·W.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47][美]劳埃德·雷诺：《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8、497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50]《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7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2—383页。

[53]同上书，第333—334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311、314页。

[55]同上书，第314页。

[56]同上书，第311页。

[57]同上书，第310页。

[58]参见《经济日报》1997年8月7日。

[5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95页。

[6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369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62]同上。

[63]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范文德：《越南所有制的变化：理论基础》，《海派经济学》2006年第14辑，第102—107页。

[6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252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66]《经济导报》2002年第2期。

[67]《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68]《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69]转引自百度网文。

[70]外文出版社俄汉对照本，1950年版《共产党宣言》。ИзданнеИнститутаИностранныхязыковгор.Харбин1950г.pp.43—44。莫斯科1960年版，所使用的也是“Уничтожение”，见第48页。

[71]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1949年版，第767页。

[72]《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652页。

[73]《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2页。

[74]于光远：《关于“社会所有制”》，《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

[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76]据史学家记载：在1918至1921年的俄国内战时期，列宁为最大限度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尝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在1918年6月，决定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余粮收集制，对所有大中企业实行国有化，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贸易自由”被看作反革命口号，做买卖即“背口袋的人”被看作阶级敌人；实行计划配给制，对工人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罢工者即行枪决等。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快就导致经济崩溃。4.3万名征粮队员实施暴力征粮，成为大饥荒的主因，1921年春季出现波及30多个省的饥荒，仅素有“谷仓”之称的乌克兰饥民就有3 000万～3 500万人；据估计，其间全俄约有1 740万人死于饥荒、瘟疫和缺乏医疗条件，有600万户农民消失，还出现了人吃人惨象。同期，农民也对苏俄政权产生强烈抵触情绪，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起义，西伯利亚暴乱人数超过10万人。坦波夫省几乎所有成年男性参加暴动；士兵退伍便往往从事盗匪活动，以至于列宁坦承“我们的军队复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共产党人”竟然成为骂人的话。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成立“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要求苏俄当局实现言论、报刊、集会自由，解除贸易限制，开放市场，随即遭到镇压。战时共产主义被迫转向以“粮食税”为主要标志的“新经济政策”。（参见郑异凡著：《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章第1—71页。）

[77]ИзданнеИнститутаИностранныхязыковгор.Харбин1950г.p.44.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1—272页。

[79]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版，《资本论》第3卷，第451页。

[80]《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