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由私人资本到股份资本到垄断资本再到国家垄断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无计划性由主宰到弱化，再到日趋消失，而不再构成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所以，恩格斯-列宁公式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

但是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加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都不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得以实现的事实，往往只记住马克思-恩格斯公式，而忽视了恩格斯-列宁公式，以致不仅把计划经济当作运行机制，而且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特征，似乎成了天经地义。1952年，斯大林的名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提出来，“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34]斯大林又回到了1883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式。1954年，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公开出版，则是对斯大林观点的注释，强调计划经济“是以新的、社会主义生产配置为前提的，它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配置有着原则上的区别”^[35]。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一个阵营（社会主义）、一个导师（斯大林）、一本教材（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种观点主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界的大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式重新成为无可置疑的统治观点，在长达30年时间里支配着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界。一度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又从另一方面使斯大林观点得到加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公式问题上的“左”的表现，其实质是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

旧中国有限的现代商品经济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民国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周围大城市，那里不仅有股份制经济这种资本社会化的资本形成，而且由于“四大家族”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银行业、邮政通信业，所以那里的资本社会化已经达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不言而喻。这是中国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入口”^[36]。毛泽东在1949年3月正确地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部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37]。这种由无产阶级通过没收就可以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本质上就是列宁《帝国主义论》所指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38]。(www.daowen.com)

既然，比例虽小但控制力强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着旧中国经济，那么，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只能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项。这就是说，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是恩格斯-列宁公式，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公式。可惜，这一重要观点长期不被认识，在实践上非常强调以集权控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30年后首先由邓小平带领走出了这一理论-实践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