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上述六个方面问题，足以证明当前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迫切和必要。怎么办呢？笔者以为应当首先向马克思索要钥匙，请教解决问题的思路。

马克思的《资本论》今天依然是指路明灯。革命斗争年代，有多少知识青年读着《资本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年拨乱反正时，胡耀邦同志多次拿着《资本论》询问高层官员：“《资本论》你读过几遍？”邓小平讲了要搞改革开放，有官员询问邓小平：“怎样搞改革开放？”得到的回答是：“你不要问我，去问马克思，去读《资本论》。”《资本论》在不同时期都具有指导意义。今天深化改革阶段，同样需要将《资本论》作为指路明灯。

当站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场，而不是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研读《资本论》的时候，就会发现：《资本论》不是指导阶级斗争的专著，书里面找不到教育工人举起铁锤、构筑街垒一类文字，而是分析以英国为代表的早期市场经济规律的经典，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不同阶级经济学家的必读之书。要成为经济学家，首先就要研读《资本论》。马克思之所以成为举世公认的“千年伟人”，就是因为写作了伟大的《资本论》。今天，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政治经济学教师，尤其需要读懂《资本论》，读一两遍是远远不够的。记得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干部都备有全套《资本论》，并且形成了以读《资本论》为荣的好风气，通读《资本论》、诵读《资本论》、读懂《资本论》、解读《资本论》、精读《资本论》、研究《资本论》，蔚然成风。不少老干部新中国成立前读着《资本论》奔向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读着《资本论》成为经济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年代，有位老干部没钱购买《资本论》，便开几个夜车为报社撰写一篇文章发表出来，用所得稿费从新华书店捧回了三大卷《资本论》，经过几十年锤炼，终于成为蜚声国际的著名《资本论》专家。研读《资本论》是必须下苦功夫才能取得收获的！这样的榜样就是无声的力量，这样的学风今天尤其值得发扬光大。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写出不朽巨著《资本论》，除了确立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学范式，首先是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共产主义信念出现淡漠的当下，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第一需要。

当年马克思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深刻解剖、向往共产主义的结果，前提是冲破禁锢、思想解放。今天研究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需要思想解放，首先需要思想解放的生态环境。2016年6月《社会科学报》载文深刻指出，现在有“一些人，包括一些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者……往往把意识形态工作等同于宣传工作，进而又将宣传工作视为仅仅是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服务性工作”，“成为遮蔽现实问题、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力量，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事业的发展，甚至给社会风气带来深刻而不良的影响”。“把意识形态工作……矮化为宣传工作……甚至为了实现舆论一律，不惜进行思想管制。这种做法必然导致社会假话空话泛滥，而讲真话实话者寥寥，并最终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事实上已经严重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危机。”^[65]“遮蔽现实”“舆论一律”“思想管制”“假话空话泛滥”“万马齐喑”等状况，如果不加改变，是不可能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海南省哲学家、作家李云川先生的理论勇气、敏锐洞察力及深刻见解，令人敬佩，应当引起一些人的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经济理论工作者明确了任务和目标。让我们借助博大精深的《资本论》，学习马克思的方法论，拿出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那样的毅力，迎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个春天。

（发表于《供销合作经济》2016年第1期）

【注释】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2]《文汇报》2017年10月30日。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34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

[8]2017年12月8日《新民晚报》第一版报道了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街道建成设有8 000多个传感器的“社区大脑”的成功经验。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5页。

[10]《文汇报》2014年4月29日。

[11]《文汇报》2014年7月1日。

[12]《文汇报》2014年3月6日。

[13]在自由港区内，相应地制订特殊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放宽海关管制、实行减免关税等一系列优惠措施，提供安全、良好、可靠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的经营条件，设立事权集中、灵活高效的管理机构。该区与国内其他地区实行严格隔离。按自由港区设置的目的与功能分为：自由港、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科学工业园、自由边境区、过境区及保税仓库等。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世界的自由港区总数达629个，分布于除大洋洲以外的8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地区的25个国家和地区有161个，非洲的14个国家有126个，欧洲的17个国家有125个，美洲的30个国家有217个。按国家分，美国最多，有92个；毛里求斯次之，有88个。各自由港区中，按其经营性质或主体活动的经济性质分为：①贸易型。包括自由港、自由贸易区、自由边境区、自由关税区、保税仓库和对外贸易区等，是自由港区中历史最悠久、数量最多的一类。其功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贸易型逐步向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工贸结合型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第三产业，向综合型转变。主要分布于西欧、北美等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②工贸结合型。基本形式为出口加工区，还有自由工业区、投资促进区、自由出口区等。它既提供贸易型的某些优惠和便利条件，又提供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积极鼓励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发展以出口为主的加工工业和制造业，以促进整体经济的繁荣。主要分布于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③综合型。指那些工业、贸易和其他第三产业综合发展的、功能完备的大中型自由港区，是通过以贸促工、工贸结合综合发展而成的。除具备贸易型特点外，还发展出口加工工业、运输和通信业、科技文教卫生事业、金融和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它能灵活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④科技型。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依托，依靠本国的技术力量，本身研制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及资本，开发与创立新兴产业，出口高精尖产品，促进所在国的产品更新换代和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中起先导作用。它是从工贸型发展而来，其典型形式为科学工业园。自由港区的选址与建设必须具备：水陆交通便利；用地方便，地租低廉；接近终端销售市场；有充裕、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供应；接近原料产地；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等条件。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17]同上书，第118页。

[18]同上书，第12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22]同上书，第8—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24]同上书，第624页。

[25]同上书，第784页。

[26]同上书，第78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28]同上书，第25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www.daowen.com)

[30]同上书，第97页。

[31]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26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34]同上书，第10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36][苏]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1949年版，第182页。

[37]《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德文版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页。

[39]南斯拉夫一开始也跟苏联一样把公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制。1950年开始进行改革，实行自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社会所有制”是自治社会的核心规定和基础。通过1963年宪法和1965年的经济改革，实行国家职能非国家主义化的分散管理，给予生产者更多的权利，让他们在自治基础上决定劳动和经营的总的条件以及发展问题。1979年4月19日，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革命斗争的六十年》一文中指出：“劳动者的地位应该使他们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使用社会所有的资料进行劳动的时候，同联合劳动的其他工人一起，管理自己的劳动、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劳动者的这种地位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体制的基础。因此，联合劳动基础组织成了劳动和资金的基本联合形式。工人在基层组织内决定全部收入并行使其他自治权利。当然，也有权决定是否同其他组织、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各种自治利益共同体联合资金。进行物质生产的工人，同那些在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活动方面用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进行物质生产的工人的需要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建立在自治利益共同体范围内的，国家并不干预。双方在上述共同体内自由交换劳动，平等地决定如何在教育、卫生等方面满足大家的需要，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总结。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0页。

[41]同上书，第819页。

[42]徐弃郁著：《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44]同上书，第97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254页。

[46]同上书，第3卷，第298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48]根据2015年11月15日在上海市经济学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专委会年会上的发言整理。

[4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5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9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5页。

[53]同上书，第49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3页。

[55]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认为，共产主义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试验田。1975年4月正式成为柬埔寨“一号大哥”，开始在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一夜之间，富人都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公有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信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1975年6—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劝告他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

[5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5—786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

[59]《红旗》编辑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2年12月）、《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3年3月）两篇文章批评陶里亚蒂和某些意大利共产党同志。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做的分析已经“不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结构改革”论，在现今的意大利，不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在意大利宪法范围内，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实行大企业部门国有化、经济计划化和扩大民主，就能够“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

[6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61]《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62]《解放日报》2015年12月22日。

[63]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讲话，《解放日报》2015年11月25日。

[64]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稿，《解放日报》2015年12月22日。

[65]李云川：《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开疆之任》，《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