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作为指导思想，决定了经济理论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忠实于马克思原著，完整准确理解经典著作，成为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经济学家决不能“各取所需”，说一套做一套，抱着对我有用的才是真理的机会主义态度。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当前有待深入探索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纯属学术问题，特提出来与同仁们探讨并求教。

（1）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先肯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50]，当今我们需要弄清以下问题：有哪些模式是可供选择的？欧洲共产主义是不是“反动的一帮”？它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有没有某些血缘关系？社会主义以后是什么样的社会？“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历史名言是否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最终都能够通向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复辟”的胡言究竟错在哪里？

（2）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从初级阶段到发达阶段需要经历什么样的变化过程？大公纯、私有化，是不是必经阶段？长期以来所有制的被意识形态化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如同目前非公经济占比超过公有制经济情况下，怎样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起始点，应当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点，还是进入终点之前的长过程当中？

（3）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有哪些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并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即经济上能够称得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究竟有哪些？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必须遵循的原则理应是：特有而非共有，反映本质而非表象，褒义而非贬义。诸如集体闯红灯过马路、假冒伪劣商品数量最大，虽然属于“特有”，却是表象的、贬义的，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特色”；又如“中国大妈”跳广场舞，虽属特有，但非本质，又有争夺地盘干扰周边居民之嫌，所以不能成为“中国特色”。否则，就会有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笔者迄今只找到一条能够称得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即共产党领导下搞市场经济，特有、本质、褒义三个条件能够同时得到满足。有待进一步弄清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有哪些是共有的，又有哪些是区别的？

（4）股份制应当怎样加以定位？马克思拟定《资本论》写作计划的时候，认定股份制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51]，在1894年6月由恩格斯帮助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有着诸多经典论述：进一步肯定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行扬弃”^[52]，是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53]，是把“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良性机制^[54]。据此可以肯定，与《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中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外壳予以“炸毁”和对资本家财产采取“剥夺”办法不同，老年马克思力主发展股份制以“导向共产主义”，而无须“炸毁”资本主义“外壳”。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很大益处的理性途径，足以保存生产力累积发展的社会成果，降低社会制度变革中的“阵痛”指数。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通常认为控股权决定股份公司企业性质的观念是否符合马克思原意？对于实行过渡后的资本主义企业，应该怎样论处？全社会需要保持相当长一个阶段的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制度，是不是由规律所决定？对于股份制企业，是否可以吸引不同投资者，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调动不同所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作为股份制发展形态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当看作是迈向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际工作者们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在为实现马克思晚年的股份制理论制造舆论，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也是用实际行动批判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各色言行。

（5）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主要有哪些？经典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实践指引了方向。从苏联建国之初的军事共产主义，到中国1958年“大跃进”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力施政^[55]，以上所例证的三度废除商品货币关系的巨大偏差，无不属于借助暴力手段追求单一公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强制实行计划经济，严重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必然以失败告终。暴力最终服从经济，成为不可抗拒的一条规律。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既不可能超越发展，也不可能长期落后脱节。血染的历史性教训，显然是丢掉了马克思有关“手推磨”与“蒸汽磨”两种生产工具之间本质区别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最为基本的原理。相反，所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从前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百年来的多种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6）“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成为邓小平反复强调需要亟待弄清楚的一个大问题？国外一位哲人说过：资本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搞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搞社会主义。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充满辩证法，与邓小平的观点不谋而合。邓小平的三个伟大理论的确改变了中国：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他断定今天中国处于社会生产力“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必须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改革开放论和市场经济论以初级阶段论为前提。邓小平既正确又深刻地指出：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头等大事必然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56]。这就是当今最大的政治。因此，只有把握了“当今最大的政治”，才能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7）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无相通之处？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57]，我们是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那么就要弄清有哪些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经典著作中已经给出答案的有：马克思《资本论》所肯定的，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消极扬弃”的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积极扬弃”的合作工厂；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肯定的，足以作为“社会主义入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万能垄断者”的银行；恩格斯所肯定的托拉斯“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恩格斯晚年指导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提出的议会民主，通过议会民主让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人数在议会中取得多数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和平过渡”。“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58]经典著作的确凿文字就是证据，“和平地长入新社会”的话语权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并非修正主义者。(www.daowen.com)

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大论战中，双方各持马恩的青年观点与老年观点展开激烈论争，其中青年观点即列宁主义对中国广大群众所带来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又因为与“枪杆子里出政权”相吻合，以至暴力革命几成唯一的主流观点。随着邓小平首先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经典著作，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力主改革开放，因此也带动了对20世纪那场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英、法、德等国家产生了大批合作社和合作工厂；第二次大战后，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工人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出现了西班牙的蒙得拉贡合作社、以色列的基布兹等社会主义因素。基布兹是一个公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基布兹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公有社会运动，还出现了工人持股制，由此引发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资本占有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发生变化，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开始采取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激励制度，主要有借以协调劳资关系的职工参与决策制度，终身雇佣制度，旨在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的职工持股计划，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对诸如此类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新生事物”，无疑符合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主义因素。面对与时俱进的新生事物，也要求能有与时俱进的新眼光。

有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谢韬著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提出，恩格斯晚年将研究方向转向“和平过渡”“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即“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民主”和“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嫁接，为社会民主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恩格斯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高放先生在题为《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百年分合》文章中，认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属于社会主义政党，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这两种政治思潮，本来同宗、同根、同义、同党。”

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100多年时间内，世界上许多国家，民主社会主义风行各国政坛。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典型模式就是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诸国。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老年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观点所做的重大修正和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对民主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关系到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壮大问题。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原则”：“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邓小平举例说，“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鉴于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指责过当时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议会政治及和平过渡观点^[59]，邓小平对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同志说：“过去我们对意共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我说，我们两党之间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60]邓小平的谈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两个马克思恩格斯，分属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和老年马克思恩格斯；有两种社会主义，分属“专政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把民主社会主义推向资本主义一方于我有利还是联合成兄弟或朋友有利？这不属于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笔者引用上述两位权威学者公开的论文观点，提出来仅供研究，纯粹属于学术范围之内的事情。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此有无借鉴指导意义？学术无禁区，符合“百家争鸣”方针，深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学术问题政治化”的趋向，因此斗胆敢言，提供争鸣讨论。如有不当之处，敬请不吝赐教，以便修正错误，坚持真理。

正当定稿的时候，传来了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的最新演讲《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61]，这是继前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倡议构建“和谐世界”以来的又一重大观点。习近平强调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习近平的这一讲话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适用于对两种社会主义的评判——“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同样适用于两种社会主义之间的“交流互鉴”。习近平的这一讲话让人看到了“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丽蓝图。

今天我们首先要在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大前提下，努力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一般”之间的关系，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弄清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弄清不发达社会主义与发达社会主义的区别，弄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弄清”是以坚定信念为基本前提的。既然是基本前提，那就不存在讨论的问题，留待讨论的是需要弄清其他的系列问题。遵照十一届六中全会有关社会主义“不同模式论”思考问题，符合“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规矩，符合习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有关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平等讨论的重要讲话精神。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涵盖从初级阶段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前，跨度长达千年时间；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中之一，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模式，丰富的经验有待总结推广。基于具有共产主义信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第一需要的理念，笔者通过介绍党内大家的观点，提出一家之言，抛砖引玉，目的只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原载《上海集体经济》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