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1978年前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人们也以此作为学习马克思著作的指针,终于发现《资本论》是一部揭示早期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巨著,而不是指导阶级斗争的教科书。
《资本论》指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一个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1]。《资本论》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头等大事不动摇。这里,笔者仅举几个实例加以证明。
一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体现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强调指出:“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要牢牢把握……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个重要论述表明:(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是当今中国的最大实际。(2)实现国家富强即发展社会生产力居首位。只有当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点、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起始点。这也是对邓小平当前“最大的政治”论述的进一步演绎。因此要求:在整个初级阶段绝不被一些“场外”声音所干扰。近来有人居然强调起“新的阶级斗争”,还有人宣扬现在就要“消灭私有制经济”,显然是背道而驰。马克思说得好:历史上很多国家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22],对我们中国来说也是苦于市场经济不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因此,需要正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23]。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的是长期性,不再设定具体时限。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需时间可以不受限制,必须要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而定,这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二是2016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一锤定音,决定大赦民营企业历史原罪,为下一步经济改革注入新动力,无疑与《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相符。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者进入市场。”[24]“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25]“货币和商品……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一方面是货币……另一方面是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26]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功劳,《共产党宣言》有着详尽的描绘。“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作用。”[27]“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8]据此可以肯定,对于用“血与火”的文字所写成的原始积累史,马克思认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面文字,肯定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三是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下达《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要求依法保护诚实守信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要妥善认定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合同效力,对有关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因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毁约的,依法支持企业的合理诉求。包括要依法保护企业家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依法保护企业家的知识产权、努力实现企业家的胜诉权益等10条,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对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要求。该通知还指出,切实纠正涉及企业家产权的冤案错案,对于涉及企业家产权的错案冤案,要依法及时再审,尽快纠正。
所举上述三例就足以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运用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心工作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典范。
(二)
《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著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学习《资本论》。无数实例都说明一个真理:《资本论》是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一部必读书,无论是革命斗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资本论》都是金科玉律。《资本论》是一部哲学著作,其中充满辩证法;《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其中充满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于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并趋向完善的我国,从中可以找到许多指导性意见。随着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也要求我们用市场经济眼光而不再用阶级斗争眼光看待《资本论》,就会发现马克思所揭示的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是同样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典。
相反,要是不学《资本论》,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带来损失。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干部如果不学习《资本论》,就无法进入素质优秀者的行列;如果不学习《资本论》而去指挥经济工作,往往就会招致国家经济损失,甚至会做出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蠢事。
第一,只有懂得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才不至于追求急于求成。
《资本论》告诫我们:社会发展首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而社会生产力发展是非常艰巨的过程。“一个社会……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9]马克思指出:进入未来社会“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30]所谓“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笔者以为,这与需要经过很多代人的持续努力可以画上等号。这是生产力发展规律作用所规定了的,因此不允许做出超越阶段的事情。我们走过弯路,曾经企图急于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并且以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为期不远了,期待“跑步进入”;1959年以后还有人估计,经过15到20年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31]认识总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但是始终离不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所能够提供的生产品数量和质量。已经有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今天英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代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今天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诚然,直到今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远未穷尽。1867年,当《资本论》第一卷面世时,恩格斯的书评明确指出: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32]历史的教训既深刻又沉重。但是至今还有人热衷于鼓吹“新时代阶级斗争论”、“民营经济过时论”、立马“消灭私有制论”,这都背离了《资本论》基本原理,分明是在帮倒忙。
第二,只有懂得劳动价值论,才会做到“四个尊重”。
邓小平创导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强调尤其需要尊重拥有各类知识的人才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这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1)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但是,有的对劳动价值论不懂装懂,企图凭借权力当经济学家,竟然胡说劳动价值论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和社会主义性质的两类,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普适性,追求虚荣又十分无知。有的把凭借权力谋取财富说成是“勤劳致富”,个别的万亿元资产拥有者竟然口出狂言,要求人们“不要嫉妒,有本事自己可以挣嘛!”请问,哪个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通过勤奋劳动成了万亿元资产拥有者了?一派胡言的背后就是不懂劳动价值论。(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劳动价值论最为基本的组成部分。“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33]但是有的人根本不知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何物,却随便发号施令起来,以至于不讲投入-产出,不讲经济核算,盲目下令大搞诸如“砍树—植树—再砍树—再植树”“砸锅卖铁”之类无效劳动,瞎指挥带来的是劳民伤财,大量活劳动和过去劳动因此付诸东流。没有人会相信好搞瞎指挥的人读过《资本论》。(3)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决定价格。但是,有的无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带有经济规律的强制性作用,居然对商品随意定价,还把同一种商品区分为“内部价”(即“官价”)和“民价”——按质论价变成了“按职论价”,让价值规律给特权让路,结果是破坏了等价交换的规律性要求。(4)不懂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热衷于搞不等价交换,不懂“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普遍原理[34],人为制造官民不平等,喜好“特供”之类,有违社会主义初衷。等价交换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有的却凭借权力,热衷于搞不等价交换,违反基本常识。好搞特供,从住房分配到坟墓安排几乎都存在这类状况。(5)鼓吹庸俗经济学。在减轻低收入者税负问题上,有人公然胡说: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文学语言终究掩盖不了经济学常识贫乏的底气。如此违反常理的官僚说出非常无知的话来,令人惊讶。(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个含义。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要求在不同生产部门中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即遵循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规律的要求。但是有的根本就不懂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视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集中大部分社会总劳动用于力保“单打一”的发展方式,既不计工本,又不按比例,造成两大部类之间比例严重失衡,结果是国民经济被搞到崩溃边缘。
纸币与黄金之间的等比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上所流通的每一元纸币的背后应当是同等价值的黄金或者能够代表黄金的某种世界货币。要是随意决定将超过黄金数量或者能够代表黄金的某种世界货币之间等比关系的大量纸币投放市场,超越市场实际需求量,就是制造通货膨胀,造成纸币贬值,稀释价值,让广大消费者交纳“持币税”,所带来的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扩大化,无助于社会稳定。2018年3月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173.99万亿元。按照当月汇率折算,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27.67万亿美元。2018年3月份,“美元+欧元”M2总量仅为27.66万亿美元,略略低于人民币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而GDP总量比我国大得多。2018年6月23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黄奇帆副主任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主题论坛上,围绕宏观经济去杠杆和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防范两个问题,发表了相关演讲,提出2017年中国M2与GDP相比,占比已经达到2.1∶1。同期美国是0.9∶1,M2大约为18万亿美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提供的数据是:中国1990年货币发行量为1.53万亿元,2011年达到89.56万亿,21年翻了58.53倍,2011年以来的6年货币发行量有增无减。美国货币总量同期只增加1.99倍。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数据,可资借鉴。而今天中国的M2已经超过GDP的2倍了。上述所举三组权威数据高度一致,足以引起警惕。笔者深信,要是读过《资本论》,是绝不会让货币发行总量超越市场正常需求的。
第四,只有懂得剩余价值分配规律,才能准确理解剩余价值具体形态。
《资本论》不但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而且揭示了产业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具体形态的本质。(1)剩余价值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并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将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错认为资本主义所特有,有的竟然对持剩余价值中性论观点者下令加以行政手段草率处理,给人随便扣帽,因此容易造成错案。(2)级差地租取决于土地肥沃程度的等级差别和距离市场的远近差别。级差地租是客观存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是随意压低征地补偿标准,剥夺农民基本生产资料,带来的是农民失去土地却又补偿不足,就业无路却又上告无门,现代化大城市的“大墙后面”是大批失地农民集群,势必影响社会稳定。有的农村出现了暴力征地、农民以暴易暴的情形。有的地方热衷于搞暴力拆迁,竟然采取停电、停水、阻断交通等手段,甚至拆迁队中安插流氓打手,还搞上下勾结,用于对付动迁对象。也有的城镇“钉子户”趁机敲诈得手的,造成动迁户之间补偿标准差别悬殊,影响政府诚信,无助于旧城改造顺利推进,无助于社会和谐稳定。暴力征地、暴力拆迁,《资本论》当中是作为“原始积累”的野蛮手段加以揭露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未来社会也要采用同类手段。(3)银行需要懂得利息和利息率。利息是暂时让渡货币使用权的价格。这个价格是产业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率是暂时让渡货币使用权的价格对让渡货币额的比例。通常,利息率低于平均利润率,应当是正数。这是《资本论》第三卷讲得很明白的一个道理。近来有网传,一位美国老太在祖上遗物中发现一张二百年前手写存单,先辈在瑞士银行存了100美元。老太去该银行在美分行取款,该行即报总行,总行经核查,查到该单底账。不日,总行行长到美国找到老太,举行兑现仪式,给老太兑现50万美元,并奖励她100万美元。行长说,“钱存在我们银行,只要地球在,你的钱就在。”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银行规矩,其核心规矩是保值增值,鼓励存钱。但是,近年出现了一些让人看不懂的金融现象:厦门市一位居民44年前的一张1 200元储蓄存单,2017年经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多方协调后才予以兑现,兑付利息只有1 484.04元。如果按工资计算,1973年的1 200元相当于当地职工5年平均工资;2017年厦门市平均工资达到5 715元,5年工资应为34.3万元;但是按照所兑付的本息共计只有2 684.04元计算,抵不上今天半个月工资。如果按米价计算,44年前优质大米每千克0.26元,1 200元可以购买4 615千克大米;今天中高档大米每千克10~20元,需46 154~92 308元才能购买当年同等数量大米,差额在38~77倍。如果拿本息2 684.04元去购买大米,可以买到134~268千克,尚差4 347~4 481千克。如果按猪肉价格计算,40多年前猪肉每千克1.48元,1 200元可以购买811千克;2017年猪肉价格每千克在40元左右,购买811千克猪肉需要32 440元,差额达27倍。如果拿本息共计为2 684.04元购买猪肉,今天可购买67.1千克,尚差743.9千克。如果按黄金计算,44年前1 200元相当于12小两黄金(每两重31.25克),2018年7月每克达270元上下,12小两黄金价格超过百万元。银行支付给储户如此微薄的利息,银行的信誉因此很受影响。笔者并不认同那笔44年前的1 200元储蓄今天变成“废纸”的情绪化言论,主张用精确数字说话。银行人要是读过《资本论》,就绝不可能做出天方夜谭式的利息计算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银行,要是有点劳动人民感情的话,是绝对不会让人民币币值发生大幅度贬值的。所举例证并非孤证。遇到类似情况,各地银行所支付的利息虽有差别,但是普遍低到只有象征意义的事实表明,问题的责任在银行自身,与其没有把握有关利息和利息率的科学理论有关。这也证明《资本论》应当是银行人的必读书。
第五,只有懂得资本主义基本特征,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思想政治工作要能够服人,让人心服口服,思政工作者就要学习《资本论》。不读《资本论》,就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本质特征。“文革”前的思想政治工作留下了值得总结的经验,有些因此不能收到实效。比如说当时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就缺乏说服力。新中国分明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封建性还相当顽固,凭什么断言“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来自何处呢?当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广大青年学生,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那些“资产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呢?无疑,那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搞错了对象,不可能收到预期实效。笔者并不认同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半是靠“骗和压”的说法,但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十分细致的工作,需要丝丝入扣,才能收到预期成效。
第六,只有懂得世界经济常识,才能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要求。(www.daowen.com)
“国际标准”不允许随意编造。诸如,在大型游乐场所门票定价标准上,居然将门票价格等于多少个“巨无霸汉堡包”加以比较,得出“上海迪士尼门票价格全世界最低”的荒谬结论,借以忽悠消费者。这种比较的方法就是错误的。“门票”和“巨无霸汉堡包”都是消费者需要用工资收入购买的,只有拿门票与当地平均工资相比较,才能进行“迪士尼门票价格”的国际比较,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有迪士尼参观者因此提议宣传者去读《资本论》,无疑是针对性很强的批评。
国际公认的反腐利器需要合理运用。公布官员所管理的自然资源财产如水和空气,并不是反腐利器,早已被市场经济国家证明无效。当今头号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少有贪污受贿现象;瑞典的检察官无事可做,那里的交通违章者行贿无门,人民群众不贪财,全国找不到腐败案件,就足以证明。可是,有省部级官员每当在全国性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有关公布官员财产问题时却气急败坏起来,居然说:“人大代表不同于国外议员,财产不用公开。”也有反问“为什么不公开老百姓的财产”的。语无伦次,显得既无知又粗暴。还有官员在全国人大会上公然宣称:“官员不是百姓的奴隶”,因此财产不必公开。看来,对有些官员来说,连公务员、公仆、主人这样的常识也还有待普及,连“奴隶无财产”这样的历史常识也很缺乏。如此回答的官员这么缺乏常理又失态,却未见引咎辞职的,这就容易让人想到:需要展示其文凭的真实性,建议让其到当地党校接受常识培训,并且研读《资本论》。
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允许捏造编造。有的企图用假话骗人。诸如,编造“文化大发展”却不知道“文化”的含义及发展的目标;讲“社会主义文化”却解释不了故宫文物、埃及金字塔、巴黎埃菲尔铁塔等的制度性质;强调“宏观控制”却没有控制对象;要求“唱红打黑”却不讲“红”与“黑”二者之间的界限。总之,捏造编造似是而非的提法,让人一头雾水,搞乱了思想,制造了语言污染。何况,不明确实在内容的“打黑”是很容易被坏人所利用的,重庆市所经历过的就是例证。
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否定国际规范。马克思的著名论述:劳动力买卖是在流通领域当中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35]。其中的“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说的“自由平等”,中文外文表述都一样,假如再译成外文,也不会变换写法,如俄文表述为“свобода,равенство”[36]。“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不仅是《资本论》俄文版有这一重要表述,法文版、德文版也都有同样这一句话。几种中译本的表述恰又高度一致,在马克思那里,“自由平等”的含义显然没有歧义。读过《资本论》才会知道,原来,自由源于贸易,提倡进入市场取决于自愿;平等源于等价交换,提倡尊重对方的劳动价值及所有者权利。显然,自由平等都来自市场经济[37]。有的凭借权力当上大公司高管,却编造谎言:“我们国家的体制是世界最先进的,它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公平的竞争平台,最透明的竞争机会,我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夸夸其谈,意在掩盖暴发户真相。
第七,只有读懂《资本论》,才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资本论》中有不少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诸如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所有制形式、簿记对公有生产的必要性、公有的生产条件下的交换、货币的消亡以及用劳动小时直接计量价值、人对物的控制等,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美好远景,无疑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理应以此远景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并且代代接力、奋斗不息。但是,有些人身上发生了相反的情况。
有的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盲目批判他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人曾经附和对社会所有制实践妄加批判,结果是加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分裂。“社会所有制”就是“自由人联合体”[38]。在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实践,诚然远未完善。所进行的分明是忠实于《资本论》理论的伟大实践,“社会所有制”概念也出自《资本论》,却在相当长时期内被看作异端,并遭遇冤案[39]。冤案虽然出自威权人物之手,但是在长时间里我们也跟着做过针对性很强的严厉批判。假如认真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十四章,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曲折了。
有的压根儿丢掉了共产主义信念。笔者也曾整理并陈述过下列资料:苏联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天国论”、勃列日涅夫的共产主义“哄弄百姓论”、叶利钦的“美丽乌托邦论”、戈尔巴乔夫的“生活目的灭共论”等,这些丧失共产主义信念的言论出自大国大党领导人之口,由于这些人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言论影响自然更加广大。最高领导人丧失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所带来的必然是搞乱思想,以至于出现了大学里开设《圣经》课取代马列课,有的国家甚至于出现《地主》杂志专门刊登旧时地契和工厂照片作为复辟依据等情形。
例子不可能举全,仅举出以上诸类情况用于证明:不学《资本论》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危害很大是不争事实。三百多年前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说过,有十种事情会招致毁灭人类:没有人性的政治,没有思想的崇拜,没有人文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良知的知识,没有真实的历史,没有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的幸福,没有劳动的富裕,没有制约的权力。今天读来,依然是至理名言。今天的官员,要是不读《资本论》,就容易犯孟德斯鸠先前所警告的“十种事情”,带来误国殃民的恶果。
(三)
大量事实令人警觉。贪官污吏不可能有心思钻研《资本论》,迄今尚未发现相反的案例。举例是为了引发理论思考。科学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今天学习《资本论》,就是要运用《资本论》的理论为改革开放服务。笔者观察发现,当前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需要用《资本论》的理论加以指导:遵循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头等大事不动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时期,需要借助暴力;警惕庸俗经济学卷土重来;合作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并不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下出现商品拜物教具有必然性,但发展到金钱拜物教则亟待警惕,需要采取法制措施;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第一需要。
限于篇幅,仅就几个问题加以概要说明。
(1)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需要借助暴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时期,离不开马克思所说的暴力帮助。像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确立过程中离不开暴力促进一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同样离不开暴力帮助。暴力不仅仅是军警管治,法制也是暴力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分析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时,所举出的“暴力手段”堪称典型案例[40]。马克思据此深刻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助产婆”可以“大力促进”社会制度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41],暴力换来了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文明,结果无疑积极,是得到马克思充分肯定的。马克思的“暴力助产婆”理论同样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大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合理变革需要党和国家的推动,需要借助诸如领导指示批示、红头文件、试点示范、总结推广、法制规范等;小到诸如养成文明走路习惯,需要实行必要的交通管制、宣传教育、禁闯红灯、监控录像、规定禁止边走路边打手机等手段。对于暴力的积极作用,1862年9月26日刚任德国外交部长的俾斯麦在下议院首场演说中是这样说的:“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42]“铁和血”无异于暴力,早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也懂得解决当代“重大问题”,需要借助暴力手段。后来,俾斯麦也因此被人称为“铁血宰相”,但从作用后果看并非贬义。
(2)警惕庸俗经济学卷土重来。马克思曾揭露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庸俗经济学,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43]在马克思提出批评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竟然也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出现了偏心解释,诸如对于贪腐泛滥、经济危机、经济增速下滑、失业、通货膨胀、房价高启、环境污染、游乐园门票奇高等现实问题,掩盖事实真相,有通过辩护以实现谋取私利之嫌,令人不得其解。当下,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对于一国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便可认定为进入经济危机阶段这样的国际标准,有人说不适合中国国情;有人说土地、药品、出口品等都是“特殊商品”,压根儿丢掉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该商品的使用价值能够创造出“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的才是“特殊商品”的理论,这样的商品唯有劳动力一种!有人编造“雾霾产生的根源是西方价值观,美国发动气象战”,而不是烟尘和废气量的聚集所致;有人把群众议论腐败现象说成是“境外媒体造谣”,统统归于阶级斗争。这样的连篇谎话怎么能够让人信服!面对GDP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相对上升的局面,有的说,土地是公有制的,应当连同土地的GDP加以计量比较,得出仍然是公有制占优的结论。同口径统计数据才能相互比较,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土地并不计价,若是拿现在的土地GDP,同改革开放前的土地加以并列,如何相比呢。
(3)亟待警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出现的金钱拜物教。市场经济下出现商品拜物教具有必然性。商品拜物教,本来就是商品经济关系颠倒所产生的幻觉。这种幻觉“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揭掉”“神秘的纱幕”需要“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44]”。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长期存在,与商品关系共存亡,具有必然性。但是,从商品拜物教发展成金钱拜物教就不一样了。今天出现了大量的金钱拜物教现象,贪污的数额用“亿元”计量的,已经不是个案;家里窝藏着世世代代也花不完的现金、受贿巨额现金因为无法数清而用秤称的也很普遍;受贿字画古董的比收受现金更加安全隐蔽也成为潜规则。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官污吏,无论是规模还是人员级别和数量,都是空前的。当金钱成为人们第一偶像的时候,人际关系用金钱维系,金钱成为主要追逐对象,这个社会的灵魂就需要拯救,为此,需要建立法制,从根本上杜绝金钱拜物教现象。在中国古代流传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俗语,也属于“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道德观念。16—17世纪,英、法、意、西班牙等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和一些封建专制国家狂热追逐金银货币,认为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真正的财富,由此产生了“拜金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钱不仅变得万能,而且成了衡量一切、主宰一切的标准。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人的价值,似乎可以都用金钱加以衡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资产阶级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剩下的是赤条条的金钱关系。”[45]“金钱……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46]拜金主义就成了资产阶级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拜金主义人生观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为了获取金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甚至牺牲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违反法律规定。莎士比亚所著剧本《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有这样的台词,把金钱崇拜刻画得淋漓尽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徒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癫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婆的寡妇重做新娘。”笔者以为,莎士比亚所描绘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对黄金的崇拜现象,与当时主导的重商主义有关。比这更早,金钱崇拜换成权力崇拜,那就是封建主义。
(4)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需要。近1/4个世纪以来所面对的一些状况,容易让共产主义信念遭到不应有的淡化。诸如,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有发生的包括“颜色革命”在内的“和平演变”都是倒向西方;有人发动募捐筹资在纽约建造“世界遭受共产主义迫害者纪念碑”,上面刻有第一批八百多个人名,可是此君曾经在党内最高学府做过报告呢!美国前总统里根声称“共产主义在美国”;近年有人鼓噪丹麦是“疑似共产主义国家”;谈到马克思主义,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空想,被野心家歪曲并加以利用了,默克尔曾经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读的是卡尔·马克思大学,又是共青团干部,转变如此之大,令人惊讶!苏联和东欧国家产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内因就是领导人丧失了基本信念。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举出英国的一个实例:“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能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47]近年党内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些“老虎级”贪官,上述所指的“宁愿饶恕”与“不能饶恕”并列存在,与英国高教会的情况多么相似呀!这样的情况着实让人警觉。
面对形形色色的反对共产主义言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干部,应当从理论上加以反击,首先需要理直气壮回答共产主义在哪里的问题。笔者以为,今天,共产主义至少在四个地方存在着:一是马克思的书本里——经典,二是千年以后的远景中——理想,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里——信仰,四是股份制及其高级形态——混合所有制经济里。共产主义首先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这是后“三个存在”的大前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从学习《资本论》开始的。《资本论》是当今中国广大领导干部的必读书。
(原载《供销合作经济》2019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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