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9月以来，经过半年时间的实践，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通过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金融制度创新，创造了资金价格全球最便宜的奇迹；共和国史上外资管理的第一份负面清单的出台形成了更加开放透明的投资管理制度；采用注册资本认缴制、工商“一口受理”办法，使办理证照（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的时间从29天缩短为4天；超越世贸组织承诺开放领域具体措施的落地所带来的制度红利，设立企业数量超过7 700家，相当于自贸区前身上海综合保税区20余年的总和^[10]；超九成项目通过备案设立^[11]；行政公开透明制度、公平竞争制度、权益保障制度等制度正在探索完善中，离岸保险中心、第三方租赁公司等国外通行做法与自贸区的有机结合也在起步中。所有这些为研究自贸区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材料。201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加快促进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先试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引进国际先进经验，提高服务业能级和水平。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做点压力测试，把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好，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12]习近平的发言为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要求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与国际接轨、扩大服务业开放度、提高服务业能级和水平，并提出了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有效防范金融风险4条衡量标准。可以认定，习近平所要求推进建设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模式。笔者因此以为，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思考关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政治经济学。(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