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以现有文献研究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将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相契合，从公司治理视角，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影响公司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经验证据。主要结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金融发展、产权性质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书从融资约束和投资效率两方面来衡量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检验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产权性质视角来考察不同产权性质对金融发展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关系的影响，在单变量、多变量、分组回归的实证检验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①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但是不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产权性质对企业的融资约束产生显著影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产权性质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带来了不同的政策优势和资源倾斜，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在获得了便利条件的同时，也会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反过来，政策资源获得少的同时，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也会降低，势必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政府的政策倾斜与否与过度干预与否这两个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应该是相互抵消的。②在考察金融发展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影响时，本书发现，金融发展明显减轻了国有控制企业的融资约束，政府的“父爱情结”使非国有控制企业在信贷融资时被边缘化；金融发展并没有改变国有控制企业的投资效率低效的现状，反而拖累了非国有控制企业，致使其投资效率低于国有控制企业，两种产权性质的企业都没有达到投资效率的最优化。

（二）金融发展、管理者权力与资本配置效率(www.daowen.com)

鉴于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所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显著影响了公司投资效率，并进一步影响管理者权力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此，本书以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为基础，从投资机会Tobin's Q 与年度新增投资支出间的正向关系来衡量投资效率的高低，将宏观层面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和微观层面的公司管理者权力结合来研究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视角来考察管理者权力对投资效率关系的影响，在单变量、多变量、分组回归的实证检验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①管理者对企业制定和执行财务决策有重要的影响，而影响力的强弱取决于其在公司的管理权大小。管理者权力越大，企业投资效率越低。非国有控制企业投资效率要低于国有控制企业。②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时，非国有控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会增强，相反，国有控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主要原因是，非国有控制企业管理者“话语权”更强，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管理者权力过大，导致非国有控制企业过度投资程度更高。而国有控制企业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时，金融中介监管力度增强，企业内部约束、管理者强烈的政治动机等在某种程度上对管理者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产生抑制作用。③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发展）在减轻了国有控制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同时，也强化了两种产权性质下的融资约束差异，拖累了非国有控制企业的效率投资。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并没有使两种产权性质的企业达到资本配置效率的最优化。

（三）金融发展、公司治理机制与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我国的制度背景，本书将宏观层面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和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机制结合起来研究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视角来考察公司治理激励、监督机制对投资效率关系的影响，在单变量、多变量、分组回归的实证检验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验证，以试图阐明金融发展、公司治理机制与投资效率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大部分公司治理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治理效果，从整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质量低下，代理问题严重，监督机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励机制效果要稍优于监督机制效果。②金融发展整体上会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抑制非效率投资。③金融发展提高了银行等中介机构的监管水平，能够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偿债付息的压力减少了管理者进行非效率投资的机会，抑制了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监督机制效果优于激励机制效果。主要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质量低下，代理问题严重，监督机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管理层持股比例过低，激励机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激励效果，金融发展提高了银行等中介机构的监管水平，偿债付息的压力减少了管理者进行非效率投资的机会，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提高了公司治理中监督机制的作用效果，进而抑制了非效率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