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模型中所涉及的主要变量，本章首先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2。

样本中，发生过度投资的公司有2574 家，占总样本的36.55%，过度投资样本均值为0.051，而最大值为0.290；投资不足的有4469 家，占总样本的63.45%，均值为0.032，最大值达0.126，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更多的面临投资不足问题，这与我国的制度背景相符。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但是，作为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金短缺现象，导致我国一半以上的公司投资不足；同时，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存在严重问题，导致了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数据结果初步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现象。这与张功富和宋献中（2009）、周伟贤（2010）、李云鹤、李湛和唐松莲（2011）、申慧慧、于鹏和吴联生（2012）、方红星和金玉娜（2013）、王茂林等（2014）、李春霞和叶瑶（2015）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过度投资样本平均值为0.051，投资不足样本平均值为0.032，也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比投资不足程度更严重。

公司治理变量显示：

监事会规模（Susize）平均人数约为4 人，最少为0 人，可以看出公司监事会监督作用有限。

董事会会议次数（Cdc）平均8.446 次，最少3 次，最多20 次；监事会会议次数（Cjc）平均4.468次，最少1 次，最多18 次；股东大会会议次数（Cgc）平均2.662 次，最少1 次，最多14 次，明显可以看出这些监督机构召开的会议次数差别很大，对公司的监督机制会有不同的影响。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平均高达34.197%，最大值达到74.98%，由此可以得出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的利益应该和公司整体利益是一致的，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也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股权过于集中的现象，很可能导致大股东与管理者合谋获取私利。

董事会持股比例（Dis）平均仅为0.065，最少为0，最多为0.888；监事持股比例（Sus）平均为0.003，最少为0，最多为0.270；高级管理者持股比例（Mas）平均为0.035，最少为0，最多为0.843，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机构持股比例普遍很低，只是象征性地持有很少股份甚至零持股，初步判断难以对其投资行为产生约束和激励机制。(www.daowen.com)

前三名高管薪酬（Masa）平均为13.495，中位数为13.528，最少为9.798，最多为16.275，说明不同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薪酬差别很大，激励机制作用应该有所不同。领取薪酬的董事比例（Paid）平均为13.335，标准差为0.900，最少为4.754，最多为16.456，可以看出领取薪酬的董事比例普遍并不是很高。

表5-2　模型设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

关于两职合一（Dual）、总经理任期（Tenure）、董事会规模（Director）、独董比例（Independ）、管理层持股比例（Excushr）等五个指标在第四章已经描述，这里不予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