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治理产生动因

从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组织形态大体经历了个人业主制、合伙制、现代股份制公司三种演变形式。前两种形式尽管企业构成、经营模式略有差别，但在产权形态上，企业出资人财产与企业财产是一致的。到了现代股份制公司时，企业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开始与企业财产权分离，产生了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关系，进一步产生企业各项资源配置的决策权、权力制衡及利益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公司治理应运而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公司治理的根本任务。

Berle和Means（1932）提出了公司治理就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问题。Oliver Hart（1995）^[12]研究了公司治理产生的动因，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即企业组织成员（所有者、经理人）间存在的利益矛盾；二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代理问题不可能通过合约来完全解决。Hart认为公司治理存在的理论基础或条件应该是代理问题和合约的不完全性作为。公司治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在维持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间平衡或不失衡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张会丽，陆正飞，2012）。

（二）公司治理概念研究

在国外，Fama和Jensen（1983）将公司治理表述为经营权、所有权分离下的“代理人问题”，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最终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一致性（Berle，Means，1932； Jensen，Meckling，1976）。 Shleifer 和Vishny（1997）认为公司治理应是一系列保护投资者利益（使其避免遭受高管人员等侵害）的机制；Cochran和Wartick（1988）将公司治理的概念扩大，他们认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协调解决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间的各种利益问题；Blair（1995）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来阐述公司治理的概念，他认为狭义的公司治理就是对公司董事会、经理层、股东之间的制度性安排，而广义的公司治理是对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制度性安排。Shleifer和Vishny（1997）、Denis（2001）将公司治理机制区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认为公司治理是解决现代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所导致的公司内部人（主要指控制股东和经理人）间代理问题的各种机制的总称。后来学者们对公司治理的定义多从机制设计角度来开展。Becht、Bolton和Roell（2002）认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应该是围绕如何平衡董事会角色、董事会的信托责任和公司选举权间的量裁权及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来展开。

Diane和Mccoimel（2003）提出了公司治理机制的概念，认为公司治理是企业内外部机制的总和，公司内外部机制的制定可促使那些决定公司的运作同时又追逐个人利益的公司控制者在作出决策时，能以公司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此后，Gillan 和Starks（2000）对公司治理进行了更广义的界定，认为公司治理是由控制公司营运、法律与规则等各项因素组成的整个系统。Gillan（2006）勾勒了公司治理的详细框架，将公司治理分成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内容划分更加清晰。其中内部治理分为5类：①董事会；②管理者激励；③资本结构；④内部控制系统；⑤规章与章程条款。外部治理也分为5类；①法律与规制；②各种要素市场；③各种信息市场；④各种服务市场；⑤外部监督市场。

国内学者早期对公司治理的理解也有不同的阐述。吴敬琏（1994）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就是指由公司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组织结构。认为企业应该明确划分董事会、股东和经理人员各自的相关权力、责任和利益，以形成三者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林毅夫等（1995）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成分应该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的外部治理（间接控制）。通常人们关注的公司治理仅是指对公司的内部治理（直接控制），但是外部治理应该是重要和必要的，应该借助于各种可供利用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来最大程度地降低外部公司治理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可能。因此，公司治理就是对企业经营管理和经营绩效进行控制和监督的一整套制度性安排。张维迎（2000）参照Blair（1995）的观点，也将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类。他认为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对公司董事会的结构、功能和股东权力的各项制度安排，而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对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一系列法律、文化及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公司的治理目标，需要考虑实现目标在什么状态下实施、如何控制、不同利益方的风险和收益如何分配等相关问题。显而易见，广义的公司治理就是对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即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

李维安（2005）对上述定义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所站的角度更高。他认为，在对公司治理进行定义时，需要转变两个方面的观念。首先，从权利制衡到科学地决策。公司治理的目的应该是决策科学化，而不是相互制衡；另外，从传统的治理结构转向治理机制。传统的公司治理较多地把目光放在对董事会、股东、监事会和高层管理者间的制衡关系层面，侧重于公司的内部治理机构方面。从科学的决策角度来看，仅靠公司治理结构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公司治理不仅需要一整套完备有效的治理结构，有效运作的治理机制更为需要。公司的有效运行和科学决策需要通过董事会、股东会和监事会发挥作用的内部治理监控机制，更需要一系列通过产品市场、证券市场及经理市场发挥作用的外部治理机制。

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本书认为应该从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公司治理具体情况。参考张维迎（2000）、Diane和Mccoimel（2003）、李维安（2005）等学者的定义，采用广义的公司治理概念，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治理是企业内外部机制的总和，用来协调各种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行为和利益关系，并且受到有关市场、法律和企业自身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其核心是实现企业权利的合理配置，达到权利主体间的激励相容性。

（三）公司治理特征

1. 权力配置——纵向授权

在公司中，各层级之间都是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连接起来的。股东们作为公司所有者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将其财产委托董事会代为管理，董事会任命并委托管理人员对公司进行管理，在经营中股东大会委托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人员进行监督，如图2-9所示。可以看出，在经理人员以上的层级，都是通过委托代理的契约形式来维系的，经理人员以下的层级也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层级，通过劳动契约来维系。从股东大会到基层的经营管理组织，无论是委托代理关系还是劳动契约关系，都是自上而下的垂直授权。

2. 权力制衡——权责分明

公司治理结构中，各项领导体制间权责明确，互相制衡。主要由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决策机构（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和执行机构（经理人员）组成。其中，股东大会代表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公司所有资产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和控制权；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对股东大会负责，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监事会代表股东大会依法对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是公司的监督机构；作为公司决策的执行者的经理人员，在董事会授权和公司章程范围内行使职权，具体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由此可以看出，各个机构权责分明，职责明确，相互协调也相互制衡，共同推动公司的有效运作。

图2-9　公司治理组织结构图(www.daowen.com)

3. 激励和制衡机制并存

在公司治理中，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很可能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由于代理人掌握着委托人不知晓的私有信息，在和委托人签订契约时，就有可能利用他掌握的多于委托方的信息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代理条件。在签订契约后，代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利用委托人不在现场监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机会，不仅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还做出不利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而风险全部由委托人承担。因此，为了尽可能避免损失，作为委托人，有必要建立一定的激励和制衡机制。

在激励方面，委托人可以通过一套激励机制和措施使代理人的行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同委托人所要达到的目标保持一致。激励措施包括：高新聘请、带薪休假、股票期权等，将代理人的努力诱导出来，以克服其偷懒行为。在制衡方面，从公司治理内部来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员四者之间都存在相互制衡关系。从公司治理外部来看，也有几个方面会对代理人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①证券市场的约束。如果企业股票在股票市场持续低迷，董事会会对经理人员的能力产生怀疑，甚至会因为其经营业绩差而将其解聘。②经理人市场的约束。经济越发展，经理人市场越活跃。董事会到经理人市场聘请优秀经理人的机会也越多。经理人为了避免在任期内由于业绩不佳遭到解雇，损坏自己在经理人市场的名声，会迫使自己努力为公司工作。③公司兼并的约束。我国股市的羊群效应使大部分股东普遍看涨不看跌，当公司业绩不佳造成股票下跌时，股东大多会选择抛售股票以减少自己的损失，股票的大量抛售会造成股价大幅下跌，而上市公司股票自由买卖制度会使公司经常被“恶意收购”。如果公司被“恶意收购”，原有经理人员很可能会遭到解聘。因此，经理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通常会努力工作。④法律制度和中介机构的监督。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立法和执法体制对代理人是一种威慑，独立外部审计制度对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到了有效的制约。

（四）公司治理理论基础

公司治理主要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来进行研究。本书研究的资本配置效率理论也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

1.信息不对称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研究中，通常会事先假定一些条件，来满足研究的需求。例如，假设市场中各交易主体间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随时可以获得准确的信息。然而，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交易参与人对信息了解程度不一致。通常，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使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George Akerlof1970 年发表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与市场机制》，主要研究产品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被公认是信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开创性文献。斯坦福大学Michael Spence主要研究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其重要成果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避免逆向选择发生的前提下，如何将信息“信号”可信、有效地传递给信息劣势的一方。哥伦比亚大学的Joseph Stiglitz进一步把信息不对称研究引入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领域，并且在诸多领域也都有建树。

这三位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突破了信息完全的假设，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漏洞，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增强了解释现实的能力。他们也由于自己的杰出贡献荣获了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信息不对称理论构成了当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交易主体间掌握信息较多方会处于优势地位，可以通过向掌握信息较少方传递信息来获益，而掌握信息较少方也会努力地从另一方获取相关信息。三位经济学家认为，该理论虽然阐述了信息的重要性，但是也注意到相关问题：相关人员随着拥有信息量和获得信息渠道不同而获益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

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理论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经济学家们也看到了一种情况：行业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广泛存在，掌握信息较多方很可能会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通常信息不对称情况会出现在两个时间段：一是在交易活动之前出现，会导致逆向选择现象发生；二是在交易活动之后出现，会导致道德风险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情况都会产生市场机制扭曲效应，很可能会对市场信息产生一定的误导，进而造成市场失灵。

2. 委托代理理论

美国学者Berle和Means于1932年发表了著作《现代企业与私人财产》。在著作中，他们提出并鼓励企业应该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这样会给股东带来巨大收益。但是，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会导致公司治理中股东和管理者的冲突，由此，学者们展开了对公司治理大量的相关研究，大多围绕公司所有者委托经营者代理管理企业出现的相关问题展开，委托代理理论产生。

Jensen和Meckling（1976）研究发现，公司经理虽然对公司进行经营，其并不一定拥有公司的股份，不一定是公司的所有者，对公司的经营并不负具体的责任。因此，公司的股东和代理经营者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二者间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不一致及二者间信息是不对称的。Jensen和Meckling（1976）进一步提出，委托代理成本的存在主要包括3 个原因：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的基础上。委托代理关系是所有者和代理经营者间的契约，或隐含，或鲜明。根据契约规定，行为主体在为其他行为主体提供服务后，应按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获得相应的报酬。契约的不完备性造成企业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往往不一致，任何一方甚至都可能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牺牲其他方利益，更多时候还会出现相互间的利益契约冲突。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完备的契约关系。

Ross（1973）最早提出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概念。他解释：当代理人代替委托人的利益来实施决策时，委托代理关系就形成了。理论上代理关系的明确能提高双方的总体收益。Wilson R.（1969）认为当某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产生依赖时，代理问题就形成了，采取行动的一方为代理人，受影响的一方为委托人。Holmstrom（1979）则认为委托代理关系应该是委托人利用某种契约形式（补偿形式）驱使代理人为其利益服务。Bernheim 和Whinstou（1986）发现从契约角度来研究委托代理关系更有说服力。Fama和Jensen（1983）也认为，公司治理研究对象主要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时的代理问题，核心应该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委托代理问题，都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委托方和代理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本书也认可这种契约关系。因此，将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研究公司治理相关问题，其中主要分析由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以及如何减少不同产权性质下内部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的微观资本配置效率（赖建清，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