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企业资本配置的干预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进行阐述，积极方面主要表现在用法律制度对投资者进行保护，消极方面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的过度干涉。

1998年，拉波塔（La Porta）、洛配兹·西拉内斯（Lopez de Silanes）、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W.Vishny）发表了《法与金融》一文，第一次明确地将法律问题引入公司治理与投资决策关系的影响因素中，这篇奠基性文献标志着“法与金融”学派的创立。学者们由此展开讨论，发现法律环境和法律保护制度对公司非效率投资有治理的作用。

La Porta等（1997）认为，国家对股东的权益保护程度高，证券市场价值会更高；对债权人保护得好，信贷市场会更发达。投资者保护相对较强的国家，公司投资机会相比会更多，Tobin's Q 值会更高。Giannetti（2003）对非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了和La Porta等（1997）一样的结论。他也认为，如果国家对债权人权益保护好，公司会更易获得信贷投资资金，对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来说，公司投资不足的概率较低。McLean 等（2012）也认为，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强的国家，Tobin's Q 值与投资的关系更强，由此带来融资约束的缓解、投资效率的提高。 Wulger（2000）、Leuz等（2003）也认为，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高会降低代理问题，减少外部融资成本，提高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最终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John（2008）发现，投资者保护能够有效限制管理者自由支配现金流的能力，该指标数值越高，说明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越高，越能有效遏制管理层追逐风险的非理性过度投资行为，最终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www.daowen.com)

于文超、何勤英（2013）借鉴Mclean等（2012）的研究，从融资约束、投资效率两方面来考察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其中，用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来度量融资约束，用投资对Tobin's Q 的敏感性来度量投资效率，考察了地区投资者保护、政治联系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若对地区投资者保护良好，则可以有效减轻当地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加其投资效率；然而，当企业与政府具有政治联系时，并不能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

程仲鸣、夏新平和余明桂（2008）以及钟海燕、冉茂盛和文守逊（2010）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治晋升需求，承担了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地区就业率等社会目标，会促使他们将这些政治目的和社会目标的实现转移到对其控制的当地上市公司中，引发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偏离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