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下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使得管理层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并不总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管理层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会更高，最终会导致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低下。而适当的债务承担会制约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Stulz，1990），起到相机治理效果，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Myers（1977）发现，如果负债比例过高，企业开拓价值前景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的意愿会更低，结果导致企业投资不足。Clayton（2009）认为，权益责任的有限性，导致财务结构对投资产生影响。企业引入负债相当于间接提高经理人的持股比例，这样会使经理人与股东的目标一致，降低代理成本（Grassman 和Hart，1988）。而且，企业负有债务，会给经理人按时还本付息的压力，防止其将自由现金流用于无效投资或过度在职消费（Tirole，2006）；潜在的流动性资金短缺压力和破产威胁会促使经理人消除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次优投资行为，减少资本支出，追求有价值的投资，从而抑制过度投资行为（Grassman 和Hart，1988；Robert和Josef，1990；Tirole，2006；Mello和Miranda，2010）。因此，负债和企业投资支出间应呈显著负相关（Lang等，1996），企业负债越多，对投资支出的约束程度会越高（Ahn 等，2006），并且，企业投资机会越少，成长性越低，负债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越显著，约束程度越强（Aivazian等，2005），这充分验证了负债融资约束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遏制作用。在我国，企业债务也会引发非效率投资行为（伍利娜，陆正飞，2005）。当企业负债融资时，可能会由于管理者个人私利产生过度投资现象，也可能因为管理者的偿债付息压力导致投资不足，还可能会由于金融中介监管力度的增强抑制了过度投资行为。对于房地产行业，负债融资总体对过度投资有抑制作用，但是银行借款并不能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反而促进了过度投资的程度，而商业信用却能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行为（黄珺，黄妮，2012）。企业负债比例与投资规模负相关，即企业负债比例越高，投资规模越小，这是负债相机治理和股东——债权人间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童盼，陆正飞，2005；何源等，2007）。通常，当企业融资约束较轻时，代理矛盾突出起来，管理者会为了个人利益倾向于过度投资；反过来，企业融资约束较重时，金融中介的监管、企业自身还本付息的压力会约束管理者的投资行为，产生投资不足现象。

江伟（2011）发现，我国银行贷款对不同性质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均有控制效应，对民营企业的控制效应要优于对国有控制企业，而且，对民营企业的控制效应会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程新生、谭有超和刘建梅（2012）却认为，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破产机制并不完善，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为国有控制，政府作为所有者会对公司进行一定的干预和保护，即使将来国有上市公司债务不能按时偿还，政府也势必会出面，防止公司因债务而破产，这会导致债务融资治理作用受到破坏，违反了正常的理论。同时，当公司通过融资获得了过多超过自身经营所需的资金时，管理者在职消费和构建企业帝国的意愿会更强烈，极有可能扩张投资规模。超额融资会减轻公司融资约束现象，避免因资金缺乏而产生投资不足问题。但是，超额融资下公司现金流虽然充裕，管理者很有可能为了个人私利，把超额融资额投资于那些投资收益率很低甚至为负净现值的项目，产生过度投资问题，最终损害资本配置效率。(www.daowen.com)

翟胜宝、易旱琴和郑洁等（2014）在考察民营企业负债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时，将银企关系引入进来，并检验了其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银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导致地区金融发展和法制水平存在差异，因此，银企关系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也不相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银企关系更能有效地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监管作用更能有效发挥。

此外，连玉君和程建（2007）在控制Tobin's Q 衡量误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投资与企业自由现金流二者之间的敏感性，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的正确性和依据来源。他们建立了动因检验模型，得到了与Kaplan和Zingales（1997）以及Cleary（1999）颇为相似的结果。表明在我国规模小、国有股比例低以及股利分派比例低的公司中，投资与现金流间的敏感性主要由融资约束所致；而在规模大、国有股比例高以及股利分派比例高的公司中，代理成本是主要原因。由此看来，我国上市公司从总体上，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间的敏感性比较显著。然而，这个现象因公司类型而异，并非仅仅由代理问题或融资约束所致。并且指出，我国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指标更多反映了代理问题，而不是融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