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成本是影响企业自由现金流投资效率的重要根源。Jensen（1986）的代理理论说明，管理层代表股东对企业进行管理，但是他们通常会为了获取更多的个人私利，构建“企业帝国”而任意扩张投资，甚至为了不愿将现金通过分红形式返给所有者股东们，明知即将投资的项目预期净现值为负值，他们也要将自由现金流投向于此，导致企业的投资超出最优水平，从而损害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相应地，现金持有效率即自由现金流使用效率成为世界各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Jensen 和Meckling，1976；Blanchard等，1994； Harford，1999； Richardson，2006； Dittmar 和Mahrt-Smith，2007；Biddle等，2009；俞红海等，2010）。

Fazzari等（1988）和Shin 等（1999）从公司内外部信息不对称角度，Hubbard（1998）和Bates（2005）等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代理问题角度研究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Richardson（2006）采用投资预期模型和大样本数据，在控制融资约束和成长机会的前提下，发现在1988—2002年间，美国上市公司平均有20%的自由现金流的使用是无效的，被用于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中；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越高，越可能发生过度投资，过度投资来自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可以缓解过度投资行为。(www.daowen.com)

杨华军等（2007）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以自由现金流为载体，研究过度投资问题。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比较严重，当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增加或者通过控股干预企业经营时，明显会加重企业的过度投资，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现象会逐渐减轻。胡建平、干胜道（2007）在研究时控制了融资约束和企业成长机会两个变量，仍然发现企业存在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现象，总的来说，支持了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代理理论。俞红海、徐龙炳和陈百助（2010）研究发现了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之间的分离加剧了过度投资行为。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相对于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更严重，但是，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过度投资。钟海燕等（2010）特别对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结构和控股类别进行衡量，考察这两个因素对企业运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结论是当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程度越强时，整体过度投资水平越低。杨兴全、张照南和吴昊旻（2010）从超额现金视角展开研究，发现公司持有超额现金时，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他们分别用市场化进程指数、法治水平指数、政府干预指数作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发现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抑制因超额持有现金而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张敦力、石宗辉和郑晓红（2014）将自由现金流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归纳，发现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内部“代理成本”的检验中，包括对过度投资、低效并购等方面；以及内外部治理下代理成本控制方法有效性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