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需要一个中介结构将零散储蓄汇集成规模投资资金。这样，那些好的投资项目就不会因为缺乏资金而流产（Bagehot，1873），金融市场由此产生。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工具的公开发行和恰当的合约设计，为不同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资产持有和投资方式，资产流动性提高；也为企业家盘活资产、分散风险和长线运营创造条件。因此，金融市场的动员储蓄功能可以有效改善资源配置，深入影响经济发展（King，Levine，1993）。

Levine（2004）认为，金融系统动员储蓄功能的交易成本包含两个方面：金融系统从投资者手中吸纳储蓄转化为投资资本的过程中，存在着交易成本；由于金融机构与投资者间信息不对称，因此要说服每个储蓄者，使他们放心放弃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对储蓄的控制权，这个过程也需要花费成本。

随着传统的金融中介机构（例如银行等）的发展，更多新型的金融中介机构（如从事期权和期货交易的金融机构）逐步兴盛起来，越来越多的资金通过新型的金融中介机构集聚起来，形成功能上的替代。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增加了金融中介动员储蓄量，大大降低了金融中介机构因为动员社会储蓄而产生的交易成本，是一次升华和扩展（Allen，Santomero，1998）。

企业的融资约束不但受到微观企业的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整体规模及成长性等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一个国家宏观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Rajan，Zingales，1998；Beck 等，2000；Beck等，2002），基于外部环境即金融发展的视角来研究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备受学者关注。大量文献显示，当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欠发达时，该国家的企业在融资时通常不可避免会受到金融机构融资规模的限制，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Rajan，Zingales，1998；Love，2003），外部融资成本会更高，迫使企业进行内部融资以避免外部高昂的融资成本约束（Khurana 等，2006）。而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分配资金资源（Greenwood，Jovanovic，1990；King，Levine，1993），融资企业能够享受发达的金融发展水平带来的融资便利，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外部资金，还可以获得与投融资决策有关的有效信息（Demirguckunt，Maksimovic，2002；Khurana，2006），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实现企业的成长（Rajan，Zingales，1998），而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成长性会更好（Rajan，Zingales，1998；Claessens，Laeven，2003）。同时，金融发展也可以降低利率和融资契约成本（Lerner，Schoar，2005；Qian，Strahan，2007），降低对抵押品价值要求（Liberti，Mian，2010），帮助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相关交易成本得到降低，相关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融资约束得以减轻，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Rajan，Zingales，1998；Love，2003）。

在我国，学者张军（2006）构建了金融自由化指数，其研究结果证实我国采取的渐进式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是有效的，有利于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得到缓解。朱红军、何贤杰和陈信元（2006），李斌和江伟（2006），朱凯和陈信元（2009）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使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性降低，另一方面充足的外部资金使企业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江伟和李斌（2006）还注意到，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对当地上市公司的短期和长期债务融资都有显著的影响。唐建新、陈冬（2009）选择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金融业的市场竞争程度、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及金融市场引入外资程度三方面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水平，从实际控制人性质和政治关系视角进行研究。发现没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现象显著存在，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及引入外资程度，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现象；具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现象不太明显，金融发展对现金流敏感度呈正向影响；国有控制的中小企业现金流敏感度最高，但是金融发展并没有对现金流敏感度产生显著影响。唐建新、陈冬（2009）的研究结论和后期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是他们把金融市场引入外资程度混淆成金融发展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是一种错误理解，这一点应引起注意。

李增泉、辛显刚和于旭辉（2008）以我国88家公开发行股票的民营企业集团为研究样本，发现企业集团控制金字塔层级越多，那么该企业集团资产负债率就会越高；当母公司所在地区金融市场不发达时，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强，那么整个集团的金字塔层级结构^[1]会越多。(www.daowen.com)

沈红波、寇宏和张川（2010）认为，可以从效率和规模两个角度来解释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首先，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缓解，资金的分配效率得到提高，企业获得的外部融资量增加，进而降低融资约束；其次，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使金融产品数量增加，金融资源范围扩大，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同时也由于规模效应降低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融资约束得到缓解。饶华春（2009）、沈红波、寇宏和张川（2010）也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时，融资约束程度会越低。国有控制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明显比非国有控制企业小，但是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现象更明显得到缓解。饶华春（2009）还注意到，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远比股票市场发展起的作用大。

解维敏、方红星（2011）从金融发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微观机理视角进行分析，发现当企业由政府控制时，相比非政府控制企业，融资更具有一定的优势；随着地区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地区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呈正向影响作用，并且对小规模和私有产权控制的企业有更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政府的干预对二者间的正向影响呈弱化效应。邓建平和曾勇（2011）发现，金融关联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融资机制，从而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李科、徐龙炳（2011）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影响，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工具的创新（即金融发展）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融资工具，减少了融资约束，增加了企业业绩。

随着对金融发展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从宏观层面研究金融环境的优劣，对金融发展的研究维度越来越全面，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逐渐兴起。其中，经济基础、制度文化、政府治理和金融发展水平等共同构成了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李扬，张涛，2009）。黄志忠、谢军（2013）认为区域金融市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企业金融生态环境，激励了企业扩张投资，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压力。魏志华、曾爱民和李博（2014）的研究结果显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和商业贷款，缓解了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缓解效应更明显。

邓可斌、曾海舰（2014）发表了《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特征现象与成因检验》，检验结果证实我国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不是来自于市场竞争或企业自身流动性约束而产生的摩擦，而是外生于市场之外，并且主要受到政府的干预。由此看来，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政府的干预，势必会对企业的融资约束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