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30 多年时间里，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的金融货币化比率为1.93，金融相关比率高达2.55。我国的金融证券市场从一片空白起步，迅速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到2014 年年末，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达2592家，市值达37.11万亿元，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我国金融飞速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大国，可谓成就斐然。

与此同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低下一直是困扰我国资本市场的顽疾（白重恩等，2005；魏明海，柳建华，2007；应千伟，罗党伦，2012）。投资过度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杨华军，胡奕明，2007；姜付秀，伊志宏，苏飞等，2009；俞红海，徐龙炳，陈百助，2010；张会丽，陆正飞，2012；杨汉明，刘广瑞，2014），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高新技术领域、环保和农业的投资却远远不足（吕长江，张海平，2011），投资收益也并不理想，辛清泉、林斌和杨德明（2007）通过计算得出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回报率仅为2.6%，投资效率普遍不高（张功富，宋献中，2009）。这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阻碍了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熊家财，苏冬蔚，2014）。由此看来，缓解投资不足、抑制过度投资以提高企业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国各地区治理环境差异比较大，导致了不同地区上市公司治理情况存在一定的不同（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组，2010），而公司所处的宏观环境是重要的外部治理约束机制，其中金融市场环境的发展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1]。从理论上讲，良好的金融制度环境是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金融发展会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提高资本配置效率（Wurler，2000；Love，2003；Laeven，2003）。在我国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产权性质、管理者权力和公司治理机制等一些公司治理的重要维度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产权性质是指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性质特征，最终控制人是隐藏在大股东背后的控制性股东（La Porta等，1999），通常根据最终控制人是否为政府将企业分为国有控制企业和非国有控制企业。在公司治理中，最终控制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并且可以通过一系列控制链实现对企业的真正控制，并实际影响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各项决策，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刘芍佳等，2003；王福胜等，201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而四大国有银行占据了金融市场的主要市场份额，国有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势必要受到政府行政指令的干预（La Porta等，2002），倾向于给国有控制企业更多的贷款支持，从而造成非国有控制企业的融资约束。政府对国有控制企业诸如信贷支持的各种补贴，在造成国有控制企业的道德风险存在及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同时^[2]，也占用了非国有控制企业的其他资源。那么我国近年来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不会强化产权性质下的融资约束差异？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有何影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www.daowen.com)

与国外相比，制度背景决定了我国管理者权力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的企业大部分为国有控制。公司“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严重。管理者普遍持股不多，却拥有经营管理权，在对企业决策控制、经营管理等方面由于信息获得优势，使管理者的权力逐渐形成并不断提升，而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因为“缺位”无法实现有效地监督约束。我国的经理人市场还不发达、不完善，使非国有控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外聘的职业经理人与大股东存在特定关系，民营企业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在上市之后管理者主要由创始人等元老或家族成员担任，业主常包含于管理者，控股股东长期兼任总经理的情况时常发生，管理者的“话语权”会更强，会以个人的意愿影响企业的各方面决策。因此，外部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缺陷没有对管理者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者权力对投资效率影响如何？金融发展会促进还是会抑制管理者权力对投资效率影响的效果？本书试图在第四章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解释。

现有关于公司治理与资本配置效率关系的研究成果，多是公司治理机制对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公司治理的综合治理机制效果的层面考察，发现公司治理整体水平的强弱对改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以及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第二类是从公司治理的主要组成机制或某一个视角下治理效果进行考察，集中在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管理者权力、管理层背景、独立董事比例、投资者保护等特定层面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尽管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相关知识的认识，但是它们大多停留在静态层面，忽视了公司治理在不同的外部制度环境进程中对资本配置效率治理效果的变化。事实上，公司经营活动都是在各个国家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必然会受到当地制度环境的限制。理论上，良好的金融制度环境是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Wurgler，2000）。那么，在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下，公司内部激励、监督机制的治理效果会不会也不同？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投融资决策行为？本书试图在第五章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