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只有农民从心理和行为上具备现代化、信息化素质才能促进农业现代化持续发展。但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民兼业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民主体特征变化趋势明显，农民的代际更替、务农劳动力代际分工趋势日益明显。从纵向考虑，不同代际农民的成长、教育、生存和发展环境条件存在巨大的差异，国家和社会赋予不同代际农民的历史使命也不同；从现状考虑，不同代际农民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代际农户收入风险、消费偏好以及资源禀赋都不同，因而面对信息认知、需求、搜寻及利用行为决策时也有所差异。

农民信息素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在考虑当下农村信息化建设情况的同时，强调农民主体根据自己的认知、需求、获取搜寻及利用信息的一系列行为的能力。目前国内学者对农民信息素质的研究多呈现以下特征：针对农民信息素质的研究，内容上侧重于政府信息网络建设与传播而忽略农民主体对信息的接收与利用，侧重于农民整体信息素质的分析而忽略农民生命周期特征导致的内部异质性研究；另外，信息素质作为人的构成因素或者活动机能是有数量水平的，也就是说人的素质水平是能够量化的，但是针对农民信息素质评价的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描述性分析而忽略农民信息素质定量分析与研究。本研究在内容上从研究区农村信息化工程建设基础环境角度出发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来构建农民信息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并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对研究区农民信息素质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最后对影响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水平差异的因素进行识别；在方法上应用AHP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利用TOPSIS法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进行评价，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对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最后根据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的整体情况、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内部结构性差异的因素的结论，从提高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水平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本次研究调查区域覆盖了甘肃省全省12个市，调研对象为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甘肃省农民整体实际情况。问卷分布情况见表2-38。

整理问卷时将受访者的未进行认真填写、回答出现矛盾的以及受访者资料不完整等情况的回收问卷进行了手工排除。本次调查发放问卷405份，回收350份，回收率为86.42%，其中有效的问卷为313份，有效率为89.43%。

表2-38　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

（1）样本农民代际划分与特征分析

在参考段成荣（2011）等学者关于农民工代际划分标准基础上[3]，以样本农民年龄为依据划分不同农民代际，将出生于1977年及以后即年龄在40岁及以下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将1967—1976年出生即41～50岁之间界定为中生代农民；将1967年之前出生即51岁及以上界定为老一代农民。详情见表2-39。

表2-39　调查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表2-39显示，中生代农民占样本总数的48.2%，说明中生代农民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从受教育构成来看，受访者的文化水平优先序依次是初中、小学、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其中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民样本数占样本农户总数的24.6%。

（2）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测评

①指标体系构建

农民信息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处于一定情景的农民做出一系列信息行为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民在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必然产生生产生活信息需求，继而农民主体在个人认知下选择相关信息获取渠道从而有意识地搜寻相关信息，之后利用获得的信息来满足个体信息需求的过程。农民信息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除了要满足农民信息素质的内涵要求外，还要综合考虑研究区农民所处的信息环境（如当地农村信息工程项目的运行情况）对农民信息行为产生的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在参考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和征求研究区农业信息部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选取了农民信息需求、信息认知、信息搜寻、信息利用四大指标作为一级指标，其中农民信息需求包括农民日常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信息；信息认知包含农民对甘肃省农村信息工程的建设运行的认知；信息搜寻容纳了农民各种信息渠道获取信息的情况；信息利用解释了农民通过使用获取的信息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指标体系构建和权重赋值详细情况参见表2-40。

表2-40　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评价指标及赋值权重

续表2-40

注：以上指标数据均来自甘肃省信息化现状调查问卷。

以上指标中有二项分布数值指标和其他类型的非连续数值分布指标，所以需要对其进行赋值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函数法来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权重确定方法见下文。

②评价模型

TOPSIS法，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构造多属性决策问题的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计算各方案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以靠近正理想解和远离负理想解两个基准作为评价依据来确定方案的排序。TOPSIS法的优点是具有直观的几何意义，虽然对数据分布无要求却能在精确的前提下，对标准化后的原始信息数据矩阵利用最为充分、信息损失比较少、对样本含量无限制，分析复杂的系统，反映出数据的集团特征，是评价对象间寻找横向差距的优良方案[5]，因此能够客观合理地对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进行评价。

另外，鉴于所设置的指标体系是一个典型的递阶层次结构，因此采用德尔菲法（Delphi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法）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各项评价指标权重，通过Delphi法进行多次主观赋权来实现其方法的客观性。本研究选了12名对相关研究内容比较了解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专家，经过反复咨询、归纳、修改，最后汇总形成一致的意见。专家来源包括农牧厅系统、农业信息中心、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的专家教授，具体权重见表2-40。

（3）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水平划分标准

既然农民信息素质水平是可以量化的，则可将量化结果根据一定的判定标准对农民素质水平进行划分，如态度有消极与积极之分等。关于农民信息素质水平的划分问题，学界尚无统一标准。结合研究实际并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后，以不同农户样本方案与理想点的相对接近程度为基准和依据，将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水平划分为3个层次，划分标准和初步评价结果见表2-41和表2-42。

表2-41　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水平阶段划分

同理按照以上标准也将各代际农民关于信息需求、信息认知、信息搜寻及信息利用等特定信息素质的测评结果进行了划分。

（4）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基于TOPSIS法以MATLAB软件为平台运算出样本区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及分指标优先序得分，并为了更直观反映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综合指标及分指标发展情况作了相应的趋势图表，具体见表2-43、表2-44及图2-2。

表2-42　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及维度分口径统计得分情况表

统计显示，就各代际农民的信息素质最大值、最小值来看，新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水平最高（0.934），老一代农民信息素质水平最低（0.292）。就平均值来看，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水平差异较明显，具体优劣排序为中生代农民（0.627）＞新生代农民（0.619）＞老一代农民（0.558）。采用标准差除以均值得到三者内部得分的离散度：新生代农民为27.0%，中生代农民为28.5%，老一代农民为29.2%，可见新生代农民信息素质发展较为均衡，中生代农民次之，老一代农民发展差距最大。

就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各维度的最大值、最小值来看，各代际农民信息需求与信息意识的最高得分均为1，而新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信息利用最低得分均为0。就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各维度的平均水平来看，优劣序均为信息需求＞信息认知＞信息搜寻＞信息利用。

表2-43　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结构分布表

表2-43显示，就各代际农民处于不同信息素质阶段来看，新生代农民与中生代农民的优先序为素质水平发展阶段、低素质水平阶段、高素质水平阶段，而老一代农民的优先序则为低素质水平阶段、素质水平发展阶段、高素质水平阶段。就不同信息素质阶段各代际农民的占比来看，老一代农民处于低素质水平阶段的比例最高，新生代农民处于素质发展阶段的比例最高，中生代农民处于高素质水平阶段的比例最高。

从不同代际农民在信息素质各维度的视角来看，各代际农民在信息需求和信息认知的表现优于在信息搜寻与信息利用的表现，具体为各代际农民在低信息需求阶段以及低信息认知阶段的比例均在10%以下，而各代际农民在低信息搜寻阶段的占比均在10%以上，老一代农民则在20%以上，在低信息利用阶段的占比均在30%以上，老一代农民甚至达到65.8%。(www.daowen.com)

图2-2　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各维度结构分布图

从信息素质不同维度的各代际农民的表现来看，中生代农民在各维度高水平阶段的占比均为最大，新生代农民在各维度发展阶段的占比均为最大，老一代农民在各维度低水平阶段的占比均为最大。

（5）讨论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平均水平不高且都处于发展阶段，其中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最高，新生代农民次之，老一代农民最低；新生代农民的信息素质发展较为均衡，中生代农民次之，老一代农民发展差距最大；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发展情况均表现为信息需求及认识强而信息搜寻及利用水平弱。详细情况见下文：

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平均水平不高且都处于发展阶段。表3-42显示，新生代农民、中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的信息素质平均水平分别为0.619、0.627和0.558，都处于模型设定的0.5＜C≤0.8的“信息素质水平发展阶段”，并且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平均水平最高，新生代农民次之，老一代农民最低。

新生代农民在文化水平、接受现代农业信息手段和内容的能力以及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都要优于中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按理来说其信息素质得分应该是最高的，但是本研究结论却否定了这一合理推论。究其原因，当前中生代农民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而新生代农民兼业化程度较高且多在外务工，较少地参与农业生产，也就很少关注农村信息化问题，因此中生代农民对农村农业信息化的认知及利用表现更优；而老一代农民受其自身综合素质水平的限制（例如较低教育文化水平和年龄导致的接受新事物能力的局限）信息素质最低。

新生代农民的信息素质发展较为均衡，中生代农民次之，老一代农民发展差距最大。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发展的离散度显示，新生代农民为27.0%，中生代农民为28.5%，老一代农民为29.2%，可见新生代农民信息素质发展较为均衡，中生代农民次之，老一代农民发展差距最大。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在外务工以获得较高的收入报酬，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会在农作物种植播种季节耕种土地，这就要求他们根据自身禀赋与所处的环境条件掌握必要的农业信息知识以指导其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就造成多数新生代农民信息素质处于发展阶段，从而发展较为平衡。总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代际农民内部存在的资源禀赋条件、发展机遇和环境条件的差异。

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发展均表现为信息需求及认知强而信息搜寻及利用水平弱。无论是表2-42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各维度的最高得分与均值得分还是图2-2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各维度结构分布图均表明，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发展均表现为信息需求及认知强而信息搜寻及利用水平弱。

（6）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不仅不同代际农民的信息素质水平存在差异，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发展的均衡水平存在差异，不同代际农民各维度发展也存在差异。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异，带着这个问题分别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按照上文对信息素质划分的标准，将低信息素质水平阶段赋值为1，信息素质发展阶段赋值为2，高信息素质水平阶段赋值为3，则因变量分类为有序分类之后利用回归分析识别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的影响因素。

①模型选择

对于模型的选择，不仅要反映不同影响因素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水平产生的具体影响，而且要能够突出单个影响因素中每一个具体项对信息素质发展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因变量包含排序信息是多个分类的情况，所以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对影响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的因素进行识别。

②指标选取

卢因（1951）认为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函数，农民的信息行为是农民个体禀赋与信息环境交互影响的结果。鉴于此，本研究根据农户理性行为理论在参考众多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样本区情况将影响农民信息素质的因素归纳为农民个体禀赋特征变量、信息工具特征变量、生产经营特征变量以及信息意识特征变量五类，构建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具体见表2-44。

表2-44　变量及赋值

以上因变量中，农业经营专业化程度表示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耕地保护行为表示农户废旧地膜回收与秸秆回收利用两种行为的采取情况，其中弱表示两种行为均不采取，中表示两种行为采取其中一种，强表示两种行为均采取的情况。

③模型运行结果分析

运用SPSS22.0软件对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影响的差异，具体结果见表2-45及分析。

表2-45　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影响因素的有序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2-45

由表2-45可知，四类特征变量都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每类特征因素的每个变量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同时每个变量的分项变量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

农户个体禀赋特征因素：年龄对新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有显著正影响，但对中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信息素质有显著负影响，可见，一定的年龄增长有助于农民的阅历增加也有助于农民的信息素质的提升。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无显著影响，男性对老一代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的影响是女性的1.556倍，老一代女性农民由于生长的时代导致自身知识及能力缺乏影响其信息素质的发展。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有显著正影响，但对中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信息素质影响不大，新生代农民的信息素质的提高往往得益于其受到的较多教育而中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则更多的是其自身经验。

信息工具特征影响因素：是否订阅报纸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是随着互联网对纸质媒介的冲击使得新生代农民和多数中生代农民没有看报纸的习惯，而老一代农民则受其文化水平的限制对报纸的阅读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否有电脑对老一代农民信息素质无显著影响，没有电脑对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的影响分别是有电脑的2.2倍和2.8倍，说明了电脑对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的提升起到了很大作用。家庭手机数量对新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无显著影响，但家庭手机拥有数量越多越有利于中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信息素质的发展，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家庭成员大都人手一部手机从而导致影响不显著，中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手机数量越多则对信息的需求以及获取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也就有助于信息素质的提高。家庭地理位置为山区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的影响是家庭地理位置为郊区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的影响分别为1.56倍、1.3倍、-9.9倍，家庭地理位置的交通越便利信息流量越大流速越快，则就有利于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的发展。

生产经营特征影响因素：农作物种植规模以及农业经营专业化程度对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新生代农民信息素质和老一代农民信息素质无显著影响，当下中生代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种植规模越大、农业经营专业化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知识以及更高的能力、精力于农业生产经营，相应地其信息素质也就越高。耕地保护行为强和耕地保护行为中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的影响分别是耕地保护行为弱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影响的10.661倍、8.999倍以及4.598倍和4.899倍、3.885倍以及2.400倍，一方面可以看出耕地保护行为越强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的影响也就越显著，另一方面耕地保护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产生的影响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原因在于老一代农民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其耕地保护行为较弱。土地流入和土地流出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的影响分别是无土地流转行为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影响的4.669倍、6.603倍以及1.906倍和3.986倍、3.381以及2.357倍，可见土地流入行为对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就样本总体来看，农民要进行土地流转必然会搜寻相关信息以获得较高的流出报酬以及较低的流入租金；就代际差异来看，正如上文中提到的中生代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会经常有土地流入则需要更多的信息支撑其土地流入行为。

信息意识特征影响因素：信息对自己生产生活作用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均有显著正影响，可见主观上对信息作用越认可的农民其信息素质也就越高。经常参加职业培训和偶尔参加职业培训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的影响分别为从不参加职业培训对各代际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影响的11.981倍、9.556倍以及9.790倍和11.182倍、9.018倍以及3.953倍，可见参加职业培训对农民信息素质的发展有很大的正向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在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中更为明显，虽然大多数农民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职业培训相较于普通教育具有时间短和针对性强的优点，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相较于老一代农民更容易接受新的知识和技术。家庭是否有人外出务工对老一代农民信息素质无显著影响，家庭没有人外出务工对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的影响分别是有人外出务工对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信息素质所产生影响的6.039倍和3.195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和中生代农民的兼业行为会影响其信息素质的发展。

（7）讨论

针对以上实证研究结果和结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①进一步提高农村信息化服务质量和水平

研究区各代际农民综合信息素质水平不高且都处于发展阶段的研究结论，从侧面反映出当地农村信息化服务质量和水平确实有待提高的实际情况。各代际农民信息选择渠道的单一性特征和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类农业信息服务项目认知程度较低的现状就是有力的证据，所以有必要通过提高农村信息化服务质量和水平，改善当前我国农民信息素质较低的局面。

②构建差别化的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培育机制

不同代际农民其自身年龄、文化水平以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而本研究结论中关于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存在差异，不同代际农民针对特定信息素质的得分也具有差异，特别是不同代际农民信息基础环境条件具有较大差异的研究结论指导我们有必要构建不同代际农民信息素质培育机制。

例如针对新生代农民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高以及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的特点，一方面对新生代农民进行现代化信息工具的培训，另一方面增强他们信息筛选和识别的能力使其能够在浩瀚的信息网络中选择有用的、适宜的农业信息；针对中生代农民虽然不及新生代农民自身秉赋资源丰富，但作为农业种植的主力军其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获取农业信息进行生产经营的经验较为丰富，因此在接受信息化新事物新技能、辨别农业信息是否有效的能力并不比新生代农民差，从而可对中生代农民进行信息化强化培训；对于老一代农民，考虑其自身秉赋的限制以及对信息化事物接受及应用能力较弱的特点，一方面对他们进行较为简单、方便的信息化培训，另一方面鼓励村干部及村能人等学习先进农业技术，让这些“熟人”以通俗、易接受的形式将这些复杂的信息传递给老一代农民，提高农业信息的利用程度。

③加强农民信息化意识教育和构建农民信息化利用诱导机制

无论是新生代农民、中生代农民还是老一代农民只有在觉得信息化对农业生产及经营有用的前提下，其信息化意识才能提高，进而加大信息化的利用。运用信息培训、信息项目示范区和典型示范户建设等多种形式，结合典型案例向各代际农民宣传信息化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质量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引导各代际农民更新信息化观念，增强农民信息化意识，强化其信息利用的主动性。此外，政府及相关机构可通过发放“绿色证书”（农民技术资格证书）等措施，增强各代际农民的信息化意识，提高其信息化利用的程度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