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带来了直接而巨大的减贫效益。但是，自2000年以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7]有学者认为，减贫效应下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部分农村精英通过打工和经商外流，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对劳动的技能、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没有能力外流者到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就更少了，到城市务工的减贫效应减弱；二是至今没有脱贫者大多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交通和信息闭塞、文化教育落后的山区和民族地区，这些地区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仅靠财政扶持的“大水漫灌式”扶贫难以解决贫困问题，亟须调整扶贫战略。^[8]而在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拉动作用减弱的条件下，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干预制度和方法设计，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贫困人口大规模的减少，也是当下国际反贫困理论和实践中尚未解决的问题。^[9]况且，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步入多方利益冲突期、各种矛盾多发期，经济增长趋缓，弱化了经济增长对社会矛盾的消解作用，凸显了社会矛盾和发展风险，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10]通过合理的扶贫模式和具体有效的扶贫措施，提升贫困地区的扶贫效益，卓有成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是促进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可以充分彰显执政为民理念、营造共谋共富的社会氛围，也是将社会负能量转化为社会治理现实力量的有效途径。(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