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国退民进”之辩并非单纯是实证研究之辩，争论更多地涉及规范层面：“国退民进”是好事还是坏事^[6]。我们的判断是，它既有可能是好事，又有可能是坏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基本的理论依据是：不同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它们在提高经济效率上是互补的，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也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所有制结构有一个效率最佳的“均衡区间”及社会公平的合理范围。在此区间范围内，社会经济可以实现某种合意的公平与效率统一状态。我们既反对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也不同意私有化的改革目标。如此，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就应该在公、私经济及国有、民营之间找到某个目标区间，任何一种两极化的调整目标，都既无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当私有经济的比重低于这个“目标区间”时，公退私进或者是好事；而在私有经济的比重已经超出这一“目标区间”以后，“公退私进”或者“国退民进”就变成坏事了。

按照这样的理论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持续20余年的“国退民进”或者“公退私进”过程，就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改革起步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是单一公有制，其中国营企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高达90%，这种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必须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只能是“公退私进”“国退民进”。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范围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单一公有制结构向多元产权的所有制结构的转变，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快速提升。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国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保持上升势头，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一直是提高的。因此说，民营企业的高速增长，非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二者比重的不断提高，肯定是好事，是为我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的。(www.daowen.com)

但是，有人从这一经验事实总结出改革的“规律”，说“国退民进”是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标志和不变趋势，也就是说，“国退民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事^[7]，这就不对了。只要承认，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产权多元的混合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就一定有一个“度”。认为“国退民进”是不可动摇的改革方向的观点，不过是主张“私有化”的另一种理论表达。有迹象表明，我国所有制结构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并几乎直线的“公退私进”大调整之后，近年来已经开始调整减速，有可能进入所有制结构的“微调期”。有两组数据表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可能已经接近“目标区间”。一组数据是我国工业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从1998年起高点的59%逐步回落到2009年的不到40%，与这10年不断延续的“公退私进”形成反差，表明这一结构调整方向与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率不再一致^[8]；另一组数据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非公经济的相对技术效率，在对公有经济保持近二十年优势的基础上，于2005年前后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反超，其中非公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相对于国有经济的效率优势，到2009年也已经十分微弱^[9]。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近年来国有工业企业相对比重下降有所减缓的原因。由此我们预计，所有制结构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进入“微调期”。如能辅之以稳定所有制结构的适当政策，公、私经济都将在所有制结构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更多地靠制度与技术创新提升内部素质，非公经济将更加繁荣，公有制经济也将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地增强实力。公、私经济之间不再是相互替代关系，不再表现为此消彼长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相互补充、你追我赶、共同发展。这其中自然也会出现局部的、短期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为什么说这样的变化就一定是坏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