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经过短期的高速增长之后，社会主义各国的赶超战略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看来，单纯的高积累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经济学用低效率来解释高积累的失败，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注意计划经济的配置低效率和分配大锅饭的激励低效率只是抓住了问题的静态方面，增长战略的失败最终还需要从经济增长的动态中考察，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的某些重大转变对于说明这个问题也许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近现代经济的分工深化与生产机械化以资本积累为第一推动力，这个过程一直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著述的时代也没有重大变化。但在此后的大约一百年时间里，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主要是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其中有些变化对于说明这里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个变化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超过了模仿与移植。创新能力先是成为大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因素，以后逐步地扩展成为一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创新速率的加快。创新引发的生产过程变革必须在再生产循环中螺旋式推进，因此创新速率受固定资产更新周期的制约。但是，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总体而言，创新周期明显要比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更长。以蒸汽动力机械的使用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广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从蒸汽机到电动机的飞跃又经历了近百年时间。尽管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始终是这一增长过程的重要因素，但是创新并不在每一次因物质磨损导致的固定资产更新中都会发生，新资本的投入也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在多数情况下是既有的机器体系的复制与数量增加。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个特点则更加明显。但是，随着创新周期的逐步缩短，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技术创新周期接近固定资产物质磨损周期时，复制已不再是更新与投资的主要形式，而当创新周期缩短到固定资产磨损周期之内，固定资产的所谓精神磨损就成为磨损的主要形式，成为制约固定资产更新的主因，更新周期开始由数十年为单位缩短为以数年为单位。对于后发展国家的赶超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变化，一次性的引进与模仿不再能保证此后数十年的推广，依靠模仿推动的“赶超经济”成为永无止境的“跟随经济”。除非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否则赶超就是空话。资本积累仍然是必需的，但它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至少增长需要创新与积累双引擎推动，并且越往后去创新的主导作用就越明显。

创新并非仅仅是固定资产的技术创新，熊彼特把它归纳为新产品开发、新方法使用、新市场开拓、新原材料渠道和新工业组织五个方面，创新速率加快是这五个方面的同时加快。尽管不及固定资产创新那样与资本积累有直截了当的关系，但实际上五个方面都与资本积累有着类似的关系，创新成为带动资本积累的火车头，这使后来的模仿与移植者仿不胜仿、移不胜移。现代国家强调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为此而组织专门队伍、投入巨额经费。真正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事实上离自主创新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二个变化是生产过程对直接生产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要求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追加劳动力再生产费用，高积累低消费不再是增长的适当模式。这一变化可以从前一个变化中逻辑地演绎出来。当创新周期缩短到传统的资本更新周期之内，缩短到以十几年或者几年为周期的范围之内时，生产者在其短短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就必须经常性地更新知识与技能，以适应劳动手段的改变、生产工艺的改变、工业组织的改变等。那种掌握一门熟练技术就能保证一辈子饭碗的情形已经成为历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劳动者有较宽的知识口径，更灵活的适应能力，能够在新产品层出不穷、新市场不断开拓、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产业组织不断更新的现代经济中，迅速适应变化，及时调整自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具有更高综合素质的劳动大军，他们不仅要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还要能够推动创新的加速。因此，一方面，知识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员中的比重必须增加，白领工人，即符合技术创新要求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符合管理创新要求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增加；另一方面，创新过程必须从少数知识创造者与创新管理者的圈子里走出来，调动全体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这一点可以在日本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与合理化建议运动中看得最清楚。参与创新比适应创新要求更高的知识与能力。劳动者必须摆脱贫困与羸弱、愚昧与无知，不仅受教育水平必须提高，而且休息与娱乐时间、居住条件与营养水平也应当有相应保障。总之，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必须提高，那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将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将剩余（资本利润）抬高到最大限度以保证积累最大化的分配模式已经过时。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的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同时提高质量，劳动与资本必须分享经济增长的实际利益。(www.daowen.com)

可以用一个经济增长中生产二要素质量的替代性模型（见下图）来说明这一变化。说生产的物质要素与人的要素数量上的替代性，经济学是容易理解的，在一个静态的资源配置模型中要素之间的数量替代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说要素质量的相互替代，经济学似乎就比较陌生。事实上，以创新与积累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一刻也离不开要素质量的变动，两大要素质量变化的差异是可观察的历史事实，考察这种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们不难观察到二要素质量的相互替代关系。在资本主义前期发展的几百年时间里，剔除人口增长因素，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尽管在这里生产的物质要素是以资本价值量计算的，因此很难说积累是其量的增加还是质的提高，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劳动组织的改善所包含的巨大信息量不断地被“物化”到资本物品中，却总归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劳动者阶级的素质，他们的知识与技能，甚至包括他们的体质，都没有得到相应提高。许多观察者甚至认为劳动者阶级的整体素质还有所下降，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贫困的积累”。剔除要素数量增长，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完全是物质要素质量提高的结果（见上图中粗黑线的水平段）。但是历史表明，这样一种要素质量的单边提高是有限度的，这类似于新古典理论中所谓在其他要素状态不变条件下单个要素规模收益递减规律。在劳动者素质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物质条件的单边改善对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逐渐减弱。这其实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马克思是从资本价值量的角度，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来解释这一规律的。假如这里所说的二要素质量互替关系存在，我们就可以从资本物品物质形态的投入产出比的角度，即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补充说明这一规律。一支总体低素质的劳动大军是不可能推动现代生产力持续增长的。而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较高的工资报酬率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看作二要素质量互替条件下的“博弈均衡”　（见上图中粗黑线的斜线段）。它不仅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因为缓解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最终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稳定。事实表明，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有力推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迅速提高，尽管工人的实际工资明显增加，但其必要劳动时间一直在下降，资本利润率被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资本所有者阶级由于维持了自己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需要强调的是，变动是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对抗、抵制与反复之后，才逐步地承认、接受和适应这种变化。当19世纪下半叶变化开始出现，周期性商业危机变得日益频繁，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显得越来越尖锐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也许正是生产关系调整的迟缓，使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展缓慢，并且二者长时间地处于紧张状态。20世纪上半叶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高度尖锐的时期，阶级对抗的加剧、全世界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及危机前后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一矛盾高度尖锐化的表现。要么老老实实做出让步，放弃对经济增长全部利益的独占权，局部地调整生产与分配关系，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新格局下的生存，要么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以及二次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将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生存危机现实地提上日程。改革终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渐渐取得进展。一方面，由像福特汽车公司那样的独占创新利润的垄断企业带头实行高工资政策，并且逐步地推广开来；另一方面，由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的北欧各国率先实行福利国家政策，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社会化，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矛盾得以缓解。二次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近二十年的平稳增长，可以看作资本主义经济适应增长方式变化所进行的调整基本完成。尽管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总算暂时渡过难关，恢复了起码的自信。

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但由于革命首先在经济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还不是适应先进市场经济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变化，而是缩短与先进国家经济的差距，首先走完别人几十年前已经走过的路。对于这样一个赶超任务来说，资本积累是关键，高积累低消费是合理的战略选择。问题在于，当人们集中注意力解决自己面临的迫切任务时，对于资本主义各国正在发生的增长方式变化缺少深刻理解，没有认识到：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赶超战略越是成功，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新旧增长方式的矛盾冲突就将越早在赶超中国家的视野内展开。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很快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这应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单纯从要素报酬分配的角度看，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冲突，公有制条件下的计划体制甚至更加适合这一新的经济增长阶段，至少是更适合于这一增长新阶段中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协调增长的要求。因为在公有制条件下，阶级利益的冲突已经转化为劳动者阶级自身利益的协调，转化为劳动者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关系。一个能够代表全体劳动者长远利益的中央计划者理应理性地妥善地处理好这些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就是为了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集中而设计的，国家集中了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但是这并不妨碍国家对集中的剩余产品进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合理分配：在经济赶超的前期阶段实行高积累低消费，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适时调整分配，实行积累与消费同步增长。至少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实践中也有许多迹象表明这种推测的合理性，如苏联较高水平的国民教育，又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顺利实现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转化。国家集中的剩余价值可以被看作一个巨大的可调节的蓄水池，它的流向是由中央计划者理性地加以调控的。事实上，有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如奥塔·锡克），就曾经从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合理调整这个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奥塔·锡克，1989）。

计划体制与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方式的主要矛盾在于创新速率低。社会主义各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技术落后、创新缓慢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固定资产投资只求外延扩张，以至于被称作“复制古董”，企业缺少研发功能，官僚习气扼杀创新精神，等等。赶超经济在进入或超越工业化中期以后，这一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化，与创新过程严重脱节的高额投资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转化为增长的阻力，过低的投资效率与过长的投资周期使得高积累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负担与资源浪费，再也起不到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这又是一个效率问题，但却是区别于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过程的激励效率的动态增长效率，我们称之为创新效率。这是相对于配置效率与激励效率更为重要的效率问题，并且是新古典经济学讨论较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