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从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起步的，这种经济体制在其建立初期曾经在短期内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尽管公有制的激励效率对于说明这一成就可能有一定作用，但经济学家们更多的还是以“赶超经济”的特殊使命来解释这一现象^[22]。这就涉及经济增长与创新效率的理论问题。

经济增长指社会总产出量的逐年增长，马克思称之为扩大的再生产。现代经济学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区分为两个，一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将此简单地理解为要素的量的增长与质的改善。很明显，从效率分析的角度看，后者才是问题的中心。这里所谓生产的物质要素与人身要素的质量，是以其单位产出量为标准定义的，要素单位产出的数量越多，其质量也就越高。决定生产要素单位产出量的基本因素也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技术水平或曰科技含量，二是它的组织程度或曰制度特征。概括地说，二者都不过是人类关于自身物质生活的生产知识（关于改造物质世界的知识以及关于协调人类生产组织的知识）在生产要素中的体现。因此，在一个更抽象的层次上，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被理解为要素内含信息量的累积增长。

但是，知识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增长，要提高要素生产率，知识必须在生产中被运用。经济学所说的创新，就是指新知识被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之所以被称为新知识，只是因为它未曾被运用到生产过程中）。约瑟夫·熊彼特从企业家功能的角度去定义创新，认为创新是实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①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它可以建立在科学发明的基础上，但更多情况下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方式上；③开辟一个新的市场；④控制一种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⑤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23]按照定义，新的组合只有在第一次被采用时才可以称作创新，此后的模仿和推广都只能是企业经营中的例行公事。但创新成果的模仿与推广对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不重要的。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只是使一个企业的要素质量提高（技术含量增加和组织程度提高），而创新的模仿与推广可以使许许多多企业的更多数量的生产要素提高质量。事实上在一种创新成果从一个企业向许许多多企业推广的过程中，纯粹的模仿往往是不够的。新技术的引进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调整工业组织；新产品的开发需要从实际出发组织新的原材料来源。创新的推广会引申出更多的创新。因此创新过程与其模仿与推广过程不可能决然分开。由此再引申一步，要素的质的提高与要素的量的变动也不可能相互完全独立。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程必须在要素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中进行，并且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与内含的扩大再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总是相伴而行的，这就是积累与创新会成为经济增长研究中两个核心范畴的原因。

近现代经济的增长是以分工深化和劳动手段的机械化为两翼的创新加速过程，即一般所说的工业化过程，资本积累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外在形式。阿林·杨格的迂回生产概念对于理解经济增长的这一本质具有重要意义（阿林·杨格，1996.2）。分工深化导致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但它同时也必须增加由越来越多的迂回劳动所“积累”起来的资本物品，提高资本货物的技术含量。古典经济学家用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来描述经济增长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资本积累集中表现了生产的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但是，这一理解与崇尚新古典主义教条的现代经济学有很大区别，在这里，资本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物或生产的物质要素，它同时还是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至少包含了劳动分工深化的含义。因此把资本积累单纯地看作生产物质手段量的增长就不够了。不仅在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场合，而且在纯粹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场合，事情也不是如此。资本外延的扩张意味着资本统治的劳动大军的扩大，意味着更多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手工业工人向大机器生产的转移，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创新过程的持续的推广。在工业革命后很长时间内，资本积累始终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因此，马克思总结道，“一方面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由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并存劳动来维持，则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属性”，“于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化为资本的力量。在固定资本中体现着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客观地）不以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着。而在流动资本中，一方面工人本身有了重复自己劳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劳动的交换以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为媒介”。总之，资本的积累代表着知识与经验的进步，“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在于生产剩余价值并且年复一年地将其转化成为资本，由于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社会生产力在短短几百年时间内以空前的速度提高。

然而，资本积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殊历史形式，它只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上才显示出经济合理性。首先，社会生产力依靠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而提高，这种将劳动者固定在越来越细分化的职业岗位上的分工形式，在提高人类社会整体多样化生产能力的同时，必然会牺牲劳动者个人全面能力的发展，而且专业化分工下的大部分工作具有枯燥重复的特征；劳动是谋生的代价，而不是生活的需要。其次，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用机械化体系代替人类劳动的巨大可能性，而可能性的实现需要将巨大规模的剩余劳动沉淀到生产过程中，这就要求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继续延长工作时间。由于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绝大多数生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相对于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实在是太长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利益长时间地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因此，经济增长对于劳动者个人必须表现为外在的强制。资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剩余劳动，即“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作时间普遍缩短，生产自动化的发展最终导致“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来从事的劳动”，并且职业专门化的分工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必要途径，而人的个性全面发展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资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首先依据这一历史使命的要求。生产的物质要素与人的要素相分离，不仅是两大要素在市场交易中灵活有效配置的需要，更重要的，资本与劳动的市场合约规定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强制劳动者最大限度地提供剩余劳动，资本在分配过程中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这个合约形成的资本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正是资本行使其历史使命的制度保障。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物质要素与人的要素的对立，表现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两大阶级的利益冲突，表现为生产与分配过程中两大阶级的“零和博弈”。假定资产阶级对于全部经济增长过程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假定工人阶级由于缺乏起码的“动员”而没有力量要求自身权益，那么，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按照如下规律发展：工人的工资水平将始终控制在其自身劳动力再生产与繁衍后代（后继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然的限度内，资本剩余价值将通过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被最大限度地生产出来，资本因为资本之间的竞争而高速积累，资本积累进而社会进步的好处将全部为资产阶级拥有。假定资本积累与社会进步的目标完全一致，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两极分化的发展就无可厚非，至少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是社会进步的必要代价，其道德的不合理是以经济的合理性为前提的。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经济合理性具有历史的暂时的性质，资本积累最终必然地会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矛盾，并且导致这一制度的死亡。(www.daowen.com)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方面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中劳动人口的相对过剩，是与财富积累同时发展的劳动人口贫困化规律（主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明）；另一方面是资本构成中与劳动者所得的可变资本对应的不变资本比例不断增大，是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主要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明）。前一个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消费不足，后一个规律则决定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内在推动力的资本投入不足，二者加起来就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说资本的生产过剩，它导致社会再生产条件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这些规律的存在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必然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而必然为生产力的发展所摧毁，一个以劳动者阶级集体支配自身生产条件的新的社会制度必然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崛起。

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但社会主义革命却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成功，其经济上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即推动国家进入以分工深化和劳动手段的机械化为两翼的创新加速过程。不利的因素是，它处于国际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落后就要被动挨打，而要摆脱被动局面，它就必须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赶超目标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有利的因素是，它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有明确的学习对象，有可以“拿来”的现成经验，因此对它来说，工业化更多的是创新模仿与创新推广，不需要太多的摸索，可以大大缩短技术革新与组织创新的时间。这就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所谓“后发优势”。在有现成的机械化技术与工厂组织知识可以学习、借鉴、为我所用的情况下，国家工业化所缺少的唯一要素就是资本，加速资本积累是所有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基本任务。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实就是为完成这一基本任务而设计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联共（布）党内围绕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出现两种意见的争论。托洛斯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主张，用非市场的超常规手段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运用扭曲的价格（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迫使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特别是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家工业化的初始速度。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等人则认为，工人阶级的国家只能利用商品交换的方式保持与农民的经济联系，因此有限度地利用市场原则刺激城乡经济的发展，耐心等待工业经济自身积累能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均衡稳步提升，是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最佳选择。^[24]尽管争论主要集中在工农业关系及其相关问题上，但有关政策的出台以其内在必然的逻辑，引申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体制，前者指向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后者指向一种接近于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一种较多运用市场手段实现计划的经济体制。争论中布哈林等人的意见曾一度占上风，但是，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前一种意见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坚定而无情地引导国家走上了集权式计划经济的道路。这时候托洛斯基等人已经离开国家政治生活许多年了。

尽管后来的历史表明，集权式计划体制存在诸多弊端，但它在最初的一二十年时间里的确创造了国家工业化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基本的原因是，这一体制具有高积累、低消费的超常的资本积累功能。如前所述，计划体制下的国有经济由于缺乏市场竞争与企业独立产权，并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公有资本性质，但是国家所有权对于劳动者个人的明确的“内外排他”性质，以及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广大劳动群众远离公产决策中心的事实，使得公有产权的代理人有可能利用政权力量实行背离市场规律的更加强制性的劳动管理与报酬分配。强制不仅局限在国家大工厂内部，而且通过国家控制的垄断价格体系，延伸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特别当这种高积累、低消费的非市场强制借助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名义，要求劳动者牺牲眼前利益就有道义上很强的感召力。当然另一个原因可能也是重要的：当经济增长主要是既有创新成果的模仿与推广，所需要做的一切都已经事先设定，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明的计划经济应当比盲目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

如果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效率上的优势可以成立，那么，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增长道路相对于私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应当是确定无疑的。毕竟公有制经济在加速积累的同时，不会产生社会阶级的对抗和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因此也不应当产生周期性的商业危机。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正是这样一条更少冲突与磨难的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