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将企业合约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拥有者视为企业产权主体。由于企业产权主体获取剩余权的依据不同，企业可以被划分为劳动主权型与资本主权型两大类。职工合作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主要的劳动主权型企业制度，企业职工依据其劳动者身份获取企业剩余权；业主制、合伙制与公司制则都是资本主权型企业制度，获取这些类型的企业产权，只能以资本价值量的投入为依据。

公有制企业并非一定是劳动主权型企业，相反，现实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甚至大多数都是实行业主制（国有国营）或公司制的资本主权型企业。一个完全的劳动主权型企业具有较高的公产激励效率，这是无可怀疑的，但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面存在诸多不便，职工合作社往往向资本原则做适当让步，谋求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衔接。一个完全的资本主权型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相对于劳动主权型企业确实有诸多便利，特别是公司制企业，由于资本在虚拟资本与现实营运中资本两层次上的互动，其资源配置效率更加明显。但是，资本主权型企业在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生产积极性方面有其不利因素，一个实行资本主权的公司制企业，其公产激励效率的发挥，由于劳动者与企业产权的分离，肯定会受到极大损害。^[17]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国公司法规定国家独资公司董事会以及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者其他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应当有职工代表参加，职工代表还可以进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18]。笔者以为，这绝不单纯是从公平目的出发的制度安排，它对于企业公产激励效率的发挥也有积极意义，这是一种在企业资本主权的制度构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有限度引入劳动主权原则，以兼顾两种经济效率的合理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各国的企业制度最近几十年来在这方面也有重大进展，职工持股计划在美国公司中有相当普遍的发展，而西欧一些大公司的董事会也开始有职工代表参加。德国的法律甚至规定，大公司监事会必须有50%的工人代表，只不过法律同时规定在监事会“劳资双方”意见分歧、相持不下时，由资方代表充任的监事会主席有最终决定权。看来这是现代大公司制度变革的共同方向：在企业资本主权的主导地位不受威胁的前提下，较大幅度引入合作制原则，提高企业激励效率。并非只是公有制企业在激励效率与配置效率之间做艰难的取舍，私有制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其实也面对着相类似的问题。

一个有趣现象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产权呈现出从完全劳动主权与完全资本主权的两极向中间状态转移的趋势，劳动主权型向资本原则让步而表现出非纯粹性，资本主权型企业向合作制原则让步也同样表现出非纯粹性。现实的企业产权形式表现为一个两极之间量变到质变的连续谱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合作制，可以说填补了这个连续的“族谱”上最后一个空白，它处于连续谱系的中间位置，具有游移于劳动主权与资本主权之间的特殊地位。

本章提出的两种效率的代替关系对于解释这一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假定完全的劳动主权型企业产权形式有利于对全体职工的激励效率，不利于市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完全的资本主权型企业产权形式则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而不利于对全体职工的激励效率，那么，在一个以企业产权形式的连续谱系为横轴，以包括激励效率与配置效率在内的企业效率为纵轴的二维空间中，大多数处于不同环境状态下的企业所面对的产权/效率曲线，就都是两头低、中间高的拱形曲线，它们与特定环境状态匹配的企业产权安排应当在两极之间的某一中间位置。

由此可引出关于在企业产权层次上选择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重要结论：应根据特定环境状态决定的企业产权/效率曲线来选择企业产权形式，斜率为零的切线切点是效率最高点，这一点所对应的企业产权形式就是该环境状态下企业的最佳产权安排，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应当采取哪一种法律规定的经营形式，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还是公司制，而且决定了企业与劳动主权和资本主权相关联的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如合作制下向资本原则让步的幅度，公司制中职工持股的比重、职工参与决策的程度等等。下图给出了不同环境状态下三条企业产权/效率曲线，分别代表现代市场经济中适于采用职工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与公司制的三种典型情况。(www.daowen.com)

那么，决定曲线形状与位置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首先是企业职工人数和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复杂程度。正如上一章指出的，这两个因素对一个公产组织的决策成本，进而对该组织内部的劳动平等实现程度有重要影响。企业规模越小，企业内部劳动分工越简单，则企业职工通过民主方式进行决策，以实现分工平等、分配平等的成本也就越小，利用合作制形式提高企业公产激励效率的效果就越明显。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劳动分工的复杂化，职工民主决策的成本就会提高，相应地，企业内部劳动平等实现程度就会降低。因此，从企业微观层次上考察，职工人数与劳动分工复杂程度对公产激励效率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对于内部分工复杂的大企业来说，职工合作制提高公产激励效率的作用不大，这类企业实行合作制弊大于利。^[19]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曾经从企业决策成本的角度讨论过职工合作社与股份公司的差别，认为合作社只有在职工分工差异与等级差异都很小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转。理由是，分工造成的劳动异质性不利于劳动者之间的沟通，等量劳动等量报酬的原则会因为异质劳动的计量与通约的困难，而无法实现。资本所有者在公司制下的集体决策就没有这样的麻烦，货币是同质的，股东们在等量资本等量报酬原则的理解上不会有任何歧义^[20]。应当说，汉斯曼的研究已经抓住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由特定生产领域技术特征决定的企业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构成状况（此处可以用职工人均资金占用量计量），以及该领域技术变动的速率、技术变动引起的两种资源构成状况的变动趋势，对企业产权/效率曲线也有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劳动主权型企业更适用于职工人均资金占用量较小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自筹解决企业资金总是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的技术含量就一定低。在信息服务业中有许多高技术含量的企业，不需要太多固定资产与技术设备，企业的核心资源是人力资本，因此企业产权往往由企业职工或者企业的部分拥有核心技术的职工拥有。它虽然不一定采取职工合作社的形式，也可能采取股份合作制甚至合伙制的形式，但职工拥有较多企业产权的实质仍然依稀可辨。在职工人人均资金占用较高的行业，由于筹措资金的困难，劳动主权型企业很难创立，更难维持。特别在行业的技术变动速率较快，企业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经常性地处于调整和变动中，资本主权型企业相对于劳动主权型企业的优越性更为明显。这一领域的公有制经济更多地表现为公有资本，采取公司制的经营形式，不仅国有经济是这样，许多社区所有制经济也是这样。

此外，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对产权形式的选择也有影响。经济学将此称为相机抉择理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适合经理控制型公司制度；经营状况一般，则可采取大股东控制型公司制度；当企业经营不善，危及债权人利益时，大债权人就会要求介入，掌握公司控制权；当企业长期亏损，经营难以为继时，企业职工就成为企业产权主体的最佳候选人。理由是，不同经营状态下企业边际效益的最大相关利益集团不同，而这个最大相关利益集团才是特定企业经营状态下对企业经营绩效最关心、最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人，由这样的集体掌握企业控制权最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从图示曲线可以看出，即随着企业经营效率的下降，产权/效率曲线并不沿垂直方向下移，而是向左下方移动，企业产权形式的最佳选择由资本主权型逐步向劳动主权型过渡。在企业长期亏损、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企业合约规定的剩余索取者（经营者与投资者）已经无利可图，而企业职工却要为维护自己的契约特定权（工资报酬）以及就业权而努力，职工的工资与就业在企业经营状况的“边际变动”中首当其冲，因而职工成为领导企业摆脱困境的“合理人选”。^[21]因此说，由职工控制企业“解困”过程是合乎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会组织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主张发展工人合作社渡过难关。（汉克·托马斯、克里斯·劳甘，1991）

企业产权/效率曲线是由多维环境空间中许许多多因素共同决定的，下一章还将讨论与创新、积累相关的其他一些因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文化、法律制度这些被现代制度经济学称作制度背景的东西，对产权/效率曲线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欧洲的某些左翼理论家坚持认为，工人合作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步履艰难，是有政府政策方面原因的。“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支持性政策，严峻的环境将使合作组织无法取得成功。”　（汉克·托马斯、克里斯·劳甘，1991）这一判断并非毫无根据。笔者相信，在热情支持工人合作运动的社会主义政策下，合作制企业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有更明确的指导方针，有关合作社特别是职工合作社的法制建设也要加快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合作社制度的充分发展是不可能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