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资源配置方式与产权的优化效率

资源配置方式与产权的优化效率

时间:2023-06-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根本冲突,运用经济学传统的讨论方式,假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为零,不难证明,劳动平等关系与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整体而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适当界定的方式,就是计划与市场各得其所的方式。一种产权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它与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有效结合状态的匹配程度,以及它对两种配置方式灵活转换、不断调整的适应程度。

资源配置方式与产权的优化效率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根本冲突,运用经济学传统的讨论方式,假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为零,不难证明,劳动平等关系与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由此引出的推论是:公有制的激励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同样具有一致性。

首先,在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性资源的理论模型下,劳动的分工平等法则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分工平等是以承认个人劳动能力的差异性为前提的,此处的平等建立在劳动能力不平等的基础上,不过是劳动者“各尽所能”“各显其才”的更加理论化的说法。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这是在个人劳动能力既定、社会劳动岗位既定前提下的以产出最大化为基准的集体选择行为,选择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其次,物质要素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全部可以还原为劳动投入问题。只要在科学劳动、经营管理劳动与直接生产劳动三个层次上投入必要的时间与精力,我们总是能够将既有的物质生产要素全部配置到合理的位置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但集体必须对这些劳动投入进行分配、计量与监督,投入在物质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上的劳动力分配、劳动计量或者劳动成果评价问题,显然要比直接生产产品与劳务的劳动力分配、劳动计量与劳动成果评价问题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但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的经济分析中,这种差异是可以忽略的。

最后,在要素存量既定的前提下,劳动的分工平等原则不仅能够实现人力要素的合理配置,而且能通过合理分配“配置与利用物质资源的劳动”,间接实现对劳动者共同拥有的物质要素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平等的公有制关系与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关系在资源配置功能上完全等价,它们同样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但是在有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的现实世界,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就必须给予充分考虑。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会有不同的交易成本,因而对资源配置效率有极不相同的影响。考虑到公有制与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关系,它与资源配置效率是否具有一致性,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www.daowen.com)

在单个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范围之内,由于公产集体是唯一产权主体,劳动者一旦加入集体成为其成员,他的劳动力就归集体支配。公有制组织的资源配置自然要通过全体劳动者的集体决策有计划地进行。计划经济并不是马克思的凭空想象,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观察中发现的区别于市场配置的另一种现实的资源配置方式。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两种分工形式(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内部的分工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换进行的,工场内部分工则是通过资本家的有计划的管理过程进行的。在马克思看来,前一种分工形式由于生产的盲目性与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后一种分工形式则由于生产在事前有计划的安排,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因此,有计划的工场内部分工比盲目的社会内部分工更有效率。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障碍,有计划的分工方式不可能推广到工场外部,不可能形成全社会范围的有计划经济。一旦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方式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全部社会生产就有可能组织成为一个“大工厂”内部的计划经济,这将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极大地提高生产性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配置效率[9]

马克思的失误并不在于他完全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用零交易成本的不现实假定展开其经济学的分析。恰恰相反,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巨大交易成本,希望找到一种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没有正确估计工场内部分工推广到全社会所引起的成本变化,忽视了后来被列宁称作“国家大工厂”的资源配置方式巨大的运行成本。哈耶克在与兰格等人的辩论中主要强调的就是对手的这一疏忽,在哈耶克著述的年代,“国家大工厂”因交易成本过大而带来的运行问题,它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无谓的巨大的浪费,已经越来越清晰可辨。在这一点上,哈耶克的批评是极有杀伤力的。但是哈耶克的逻辑并不严密,他在指出计划经济存在巨大交易成本的同时,并没有将它与市场经济的同样是巨大的交易成本进行有效的比较,至少他没有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资源的市场配置方式从总体而言要比资源的计划配置方式耗费较少的成本。

罗纳德·科斯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分析框架,以说明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交易成本的差异。他首先假定,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既定,而小规模计划体系(他称为“命令服从体系”)运行的成本比市场交易成本要低。他认为,这就是企业能够在市场机制的“汪洋大海”中生存的原因。但他进一步指出,计划体系的运行成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逐步递增,不仅是制度运转的成本总量会增加,而且产出的边际交易成本也呈递增趋势。这样,由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计划体系的范围相应扩大,单位产出在计划体系中所耗费的交易成本就会逐步增加,直至与市场交易成本相等的那一点。那是决定企业规模的界限,也是计划体系与市场体系效率优势的转换点[10]。看来,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们各自适应不同的经济规模而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因此,企业内部的计划体系与企业外部的市场体系同时并存,相互依赖。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无非是由无数内部遵循命令服从原则的企业整合而成的“企业体制”。从整体而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适当界定的方式,就是计划与市场各得其所的方式。当然,计划与市场的合理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生产的技术手段、交易手段以及分工协作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产业与不同行业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企业面对的具体环境也会有很大差异,合理的企业边界因此也各不相同。但在交易环境的特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相结合的有效状态总是可以确定的。

现代经济中产权制度的配置效率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一种产权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它与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有效结合状态的匹配程度,以及它对两种配置方式灵活转换、不断调整的适应程度。一种适应企业边界合理界定和有效变动的产权安排是有效率的,相反就是无效率或者低效率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